|
|
|
 |
商品经济与唐宋社会变革 |
 |
时间：2009-7-24 13:52:05 来源：不详
|
|
|
统价值观念的斗争，是当时一场持久的思想大解放。而思想的大解放必然带来人们观念和行为的变化。以宋代官吏经商方面的变化来说，据北宋蔡襄讲：“臣自少人仕，于今三十年矣，当时仕宦之人粗有节行者，皆以营利为耻，虽有逐锥刀之资者，莫不避人而为之，犹知耻也。今乃不然，纡朱怀金，专为商旅之业者有之。兴贩禁物茶盐香草之类，动以舟车懋迁往来，日取富足。”④如果没有言利思想的抬头和社会思想观念变化所创造的社会环境，官吏经商根本不可能从原来的“避人而为之”转为公开化行为。当时，社会价值取向从注重形式转向注重实效和注重功利，它赋予社会发展以新的动力，整个社会焕发出一种新的精神生活面貌。同时，还打破了过去沉闷的思想状态，使社会具有活力并呈现开放的特征。
换个角度来看，按照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思想和价值观念的变化，本身就是一种制度安排。作为一种制度安排，价值观念及取向的变化，首先改变了整个社会对新事物、新现象、新趋势的看法，从而降低了社会变化发展过程中的阻力，有利于新生事物的发展。如前面提到的对土地占有者从汉唐时号为“豪强”到宋代号为“田主”的观念转变，对财富占有者财富占有合法性的某种程度的认可，以及对富民阶层重要性的认识和由此而来的反对抑兼并的思想与主张，都与价值取向的变化有关。其次，价值观念及取向的变化，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经济效率。如唐宋得到普遍发展的租佃契约制，虽然是一种剥削制度，但在当时的环境和条件下，它无疑是一种最具效率的生产方式，是一种最佳的制度安排。再次，价值观念及取向的变化，使国家的政策和法律制度朝着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调整。北宋太宗末年，茶法弊坏，宋廷命三司使陈恕考究茶法利害，准备调整茶法。陈恕召茶商条陈利弊，分茶法为三等，对副使宋太初说：“吾观上等之说，取利太深，此可行于商贾，而不可行于朝廷；下等固灭裂无取；唯中等之说，公私兼济。吾裁损之，可以经久。”并最终实行了“公私兼济”的中等之法，即新人中法⑤。过去，政府对商人均采抑制之策，而现在在调整政策时，政府不能只单方面考虑朝廷利益，还要同时考虑商人的利益。这在此前是没有过的现象。如果没有整个社会对财富占有合法性的某种认可和对经商逐利行为正当性的认同，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
① <河南程氏遗书)卷¨。
② (朱文公集)卷24(与延平李先生书)。
③ 林駧：《古今源流至论·别集》卷2《义利》。
④ 《蔡襄全集》卷18《国论要目》。
⑤ 魏泰：《东轩笔录》卷12《陈晋公为三司使》。 四、结语
到目前为止，除极个别学者持唐宋社会没有什么变化的观点外，唐宋时期我国古代社会发生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转折已成为绝大多数人的共识。对于这种变革的实质，多数学者认为是中国古代由前期向后期的嬗变，而欧洲部分汉学家则称“宋代实为我国近代史的开端”。通过本文的论述，我们认为，唐宋社会的变革不是前后性质完全不同的社会转型，而是商品经济发展所引起的社会要素的流动及其重新组合。也就是说，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促成了唐宋社会的变革。
商品经济之所以能够促成唐宋社会的变革，根本原因在于它集中地代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通观人类历史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每当社会生产力发展之时，社会剩余产品就必然增多，因此，进入交换的商品也就越来越多，商品经济相应地得到发展。恩格斯在《反杜林论》政治经济学部分讲到交换的重要性时指出：生产和交换“这两种职能在每一瞬间都互相制约，并且互相影响，以致它们可以叫做经济曲线的横座标和纵座标。”纵横座标决定了社会经济曲线。这条经济曲线就是商品发展的轨迹(参见李埏先生所著《中国封建经济史论集》，云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0—11页。)。
商品经济是一种富于流动性和分化性的经济形式。这种内在特性是由生产力的发展决定和赋予的。在中国社会中，商品经济始终是一种进步的力量。每一次大变革时代，都是一个商品经济大发展的时期。春秋战国、明清以及近代社会，无不如此。如果我们看一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引起了中国社会多么大的变化，我们就更容易理解这一点。
值得注意的是，商品经济发展与社会变革并非单向的线性关系。商品经济的发展，引起了社会的变革，而社会的变革又反过来促进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其他的经济因素以及政治、思想文化因素的变化，也都对唐宋社会的变革产生了重要影响。我们强调商品经济，并非说其它的因素就不重要，而是旨在说明，在引起唐宋社会变革的诸种因素中，商品经济是最根本的上一页 [1] [2] [3] [4] [5] [6]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