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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制度变迁的视角之一：土地产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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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0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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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地主)；商人地主、一般地主(非身份性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部分佃农或小商小贩、手工业者)。就实际情况而言，是准确的。他们之中，除自耕农、半自耕农以外，都与土地相脱离。他们(主要是地主阶级各阶层、集团)的土地产权有不稳定的一面，许多事实说明因犯罪，或政治上失败、失宠而被籍没的土地不计其数；因战乱而逃亡而失去土地的情况也所在多有；因子孙败落而出卖、典押土地的情况亦不在少数等等。以政治权力为依托的产权必然与政治权力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类地主依靠收取地租来实现其产权，如果出现佃农不交租的情况或者因灾害而收不到租的情况，其产权将随之缺损。与以上产权缺损同时发生的是产权的转移，“千年田，八百主”，即言土地产权变动之速也。所以，实际上土地产权是在缓慢而不停地流动着，最终构成土地产权既有层次又有不断变换的有如层云移动的状态，此即所谓复杂性原因之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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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道格拉斯．C．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第123页。
② 戴文刊于《历史研究》2001年第一期。
③ 《韩昌黎文集校注》卷7，唐故江南西道观察使“太原王公神道碑铭”。
二是国家的干预下，使私人土地产权发生转移。我们知道，租税的收入是国家安危所系。为了确保税人，国家必然会尽量防止民户以逃亡形式逃税。唐《开元二十五年令·田令》(《天圣令》附录)规定：借佃荒田者，“私田三年还主”，而三年以上则另一回事了。这一法律规定，迫使逃户必在规定的期限内返回耕种纳税，否则他的土地将作为荒田被人请射，土地产权亦归他人所有。南宋经界法也规定：经界中“稍有欺隐不实”者，“仍将所隐田没人官，有人告者赏钱并田，并给告人”①。唐宋乃至其他各朝代的这类属于重新界定产权的干预措施，实可视之为“重新界定产权”行为。诺思说：“国家的统治者之所以鼓励这样重新界定产权，是因为这样做可以增加产出和税收收入。”②尽管诺思是从国家的统治者“使财富的再分配有利于大地主”这个角度说的。隐田者的这部分土地产权遂转入他人手中。国家干预下的产权转移有许多情形，此处所举仅为一种而已。此亦为土地产权层次复杂性之一。
三是民户在财产继承中出现的土地财产关系的变动。这种变动情况比较复杂，亦影响土地财产权的复杂化。举个例子说，一个家庭如无直系男性继承人，怎样选择继承人便是个问题。有了符合法令与习俗的继承人不等于土地财产权的继承问题就解决了。如寡妇守节，原则上有权继承丈夫的土地财产，直至找到继嗣。在唐宋土地财产继承法的研究论著中有关于上述问题的论述。
(三)关于产权效率问题
诺思说到国家界定产权时说：“最终是国家要对造成经济增长、停滞和衰退的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因而国家理论必须对造成无效率产权的政治一经济单位的内在倾向作出解释。而且要说明历史中国家的不稳定性。”又认为：如果假定一个“中立”的国家存在，那么在给定现行技术、信息成本和不确定性的约束条件下，“在稀缺与竞争世界中以最小成本解决方案而存在产权形式将是有效率的”③。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诺思的意思是：从成本方面考虑，哪一种产权形式带来的成本最小，该产权即是最有效率的；而有效率的产权能造成经济发展，国家界定的产权若是促进了经济发展，则这个产权形式就是有效率的产权，若是造成经济停滞和衰退，那么可以认为它是无效率的产权；具体造成产权有效率或无效率的直接责任是某个政治一经济组织，国家的理论要对这类组织的“内在倾向作出解释”。以上观点有两点不是很清楚的，一点是造成无效率的政治一经济组织的“内在倾向”指的是什么?一点是“最小成本”在历史上(如中国古代)如何认定?
关于第一点，在地中海应指希腊的城邦之类；在西欧应指采邑、庄园之类。所谓这些组织的“内在倾向”应指其对产权形成有非常重要影响的政策规定。关于最小成本问题。是诺思作为一个运用经济理论研究经济史的学者所必然会提出的观点。然而在中国历史上要找到相应的例证是很难的，原因是成本或边际成本的取样与计算十分困难。因此至少在我来说是无法做这件事。那么如何找到一种方法来说明产权效率就成为我们的探索任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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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之三九。
② 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第131页。
③ 同上书，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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