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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牧业经济若干要素的考察与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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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1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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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优越的草场。
二、牧区面积
西夏时期，气候较现在寒冷，植被较现在稠密，但与今天相比，已差别不大。同时在其经济构成中，以党项族为主体的游牧民族及其所从事的畜牧业占据着较大的比例，而以汉族为主体的农耕民族与其所从事的农业占比例较小。因此，我们在估算西夏牧区的面积时，采用不是今天草原的可利用面积，而是该草原的总面积。
西夏时四大牧区的面积分别是：1．7206×108亩、301098×108亩、0．3240×108亩、1．8788×108亩，共计7．0332×108亩，[25]约占西夏国土面积的72．58％[26]，这与今天西北五省草原部面积占其国土面积的比例基本上是相接近的。
三、牲畜结构比例
即以某种牲畜为标准，将其它各种牲畜折合为各种牲畜的比例。通常以牛或绵羊为标准单位。在计算草原载畜量进时，主要依据各种牲畜的食草量来计算。
史书中关于俘获或降附的部落牲畜数字，牛羊大多是合计，只有西晋太康八年(287年)“匈奴都督大豆得一育鞠等复率种落大小万一千五百口，牛二万二千头，羊十万五千只，车庐什物不可胜计，来降，并贡其方物，帝并抚纳之。”[27]这一数字比较确切完整，因是和平来归，无战死或逃走，故可作估算之用。按此所载，大小牲畜比例为1：4．77。《晋书》中所载牛羊的比例与古代、近代、现代游牧部落的情况是吻合的。宋皇祐元年(1049年)，辽兴宗率军伐夏，北路军突人西夏的右厢地区，“至西凉府，获羊百万囊驼二十万，牛五百。”[28]此项记载大小牧畜比例为1：5．0。据日本侵略者在1936—1937年时锡盟和呼盟的调查是1：3．1和1：6．45，平均正好是4．78。公元1827年，沙皇俄国伏尔加河的kalmuks蒙古牛羊的比例为1：4．125。kalmuks蒙古牛羊比例较高的原因，可能是伏尔加河流域与漠北相比，雨量充沛，气温湿润，土壤较肥沃，放牧条件较好，此外，也不排除俄国农业对耕牛的需求，可能也促进了牛群数量的增长。[29]《晋书》记载与日本资料在时间上相差1650年之久，而大小牲畜的比例，二者却极其相近。准此，我们亦可说西夏时期大小牲畜的比例为1：5．0。
四、牧区载畜量
亦称“草原载牧量”，简称“载畜量”或“载牧量”。一般指一定时期内单位面积草原上放牧适度的条件下所能放牧牲畜的头数。通常用每公顷或每百亩草原上平均放牧牲畜单位数(牛单位或羊单位)表示。我国习惯于用绵羊单位表示。指单位面积草原上一年能饲养成年绵羊只数，或每只绵羊占用草原面积。
通过对西夏牧区的分析，可知其草原多干草原与荒漠草原；一般干草10—20亩地养一只羊，荒漠草原50—70亩地养一只羊，[30]但是同一类型的草原，因不同的地貌、气候、土壤，载畜量亦是不同的。同是阿拉善荒漠草原，滩地草场载畜量仅为每平方公里30—38只绵羊单位，而沙漠湖盆草场却高达60只绵羊单位。[31]鉴于此，并结合相关资料，估算河西牧区、阿拉善牧区、兴灵牧区、鄂尔多斯牧区每亩畜量分别是12、60、42、22只羊单位。每牧区所承载牲畜的数量为0．1434×108、0．0518×108、0．0854×108、0．0077×108绵羊单位(算法是各牧区草原面积除以各牧区每亩载畜量)。西夏时期载畜量共计2883万羊单位。
五、牧区人口
人，作为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是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创造者。特别在封建时代，生产基础是分散化、封闭性的个体劳动。人口的多寡，对某一地区的经济发展起着相当大的影响。对以畜牧业为主要类型的西夏，畜牧业人口的多少，更显得十分重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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