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的讨论，表明北朝、隋唐均田制成立之时，我国土地制度的性质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唐建中元年(780)均田制名实俱亡后，我国土地制度的性质也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这是我们对秦汉至两宋土地制度情况的基本估计。同时我们又认为，宋与中唐以前相比，我国的土地制度情况还是发生了许多明显的变化。具体地说也就是，在民田方面，土地所有权继续深化，土地买卖更频繁，土地所有权的转换加速，土地更集中，贫富分化更严重，租佃关系也更发达；在官田的运营方面，大量官田民田化：或仿效民田办法出租土地，或仿效民田办法出卖官田。上述这些变化大体上都属于量变范畴，或者是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不是从“抑制兼并”到“田制不立”、“不抑兼并”。全面、准确地把握唐宋时期土地制度的这一变化，必将有助于全面、准确地研究唐宋时期各个领域的变化。

   对于唐宋时期的社会变动，其实唐宋时代的人已感受至深，他们常常惊呼世道之怪和世道之乱。如北宋苏洵、石介等人都对此作过系统总结。他们的总结，涉及到了等级制的变动、国家法律制度的变动、人心风俗的变动、社会力量的变动。这些变动，如果从现象上看，无疑是“乱”和“怪”。因为，这些变动打破了人们早已习惯的社会状态。但如果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审视，无疑是一种变革。换言之，变是通过乱体现出来；表面是乱，实质是变。这是传统中国社会变革的一大特点。因此，对于唐宋社会，我们应该以变动的历史观，透过怪和乱的表面，从社会变革的深层来思考，去阐释那引发社会变革的深层动因。应该从生产力的发展去找寻唐宋社会变革的深层原因。但问题是，生产力的发展又是怎样引起唐宋社会的变革的呢?

    人类社会有两种经济形式：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自然经济的历史比商品经济悠久，商品经济的前程则比自然经济远大。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分工不断推进，生产越来越朝着交换价值的方向发展，这就必然推动商品经济的发展。于是乎，在商品经济业已存在的社会中，生产力的发展最终集中表现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唐宋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使商品经济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不少学者称之为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高峰。

    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对立运动关系。商品经济的发展，就是自然经济的退却。伴随着自然经济的退却，原来建诸其上的社会关系、政治制度、思想观念必然受到冲击，发生相应的变动。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具体说来，商品经济对唐宋社会变革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商品经济赋予了唐宋社会新的时代特征。商品经济是与自然经济相对立的一种经济形式。自然经济具有很强的封闭性和稳定性。与此不同，商品经济则是一种面向市场的商品生产和交换经济，其经济条件的全部或绝大部分都必须仰赖于外部市场。它具有开放性、流变性和分化性等内在特征。这样，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原有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必将发生一定的冲击和瓦解。而从唐宋社会的各个方面来看，则无不深深打上商品经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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