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田制下的所谓授田，按“地令”(田令)的规定，可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国家授田，一种是将各户原有的土地登记为各户的已受田(北魏《地令》第3条即规定：“诸桑田不在还受之限，但通入倍田分。于分虽盈，不得以充露田之数。不足者，以露田充倍。”唐《田令》第2条后款亦规定“先有永业者通充口分之数”)。从“地令”(田令)的行文次第看，似乎是前者为主，后者为辅，但在实际执行中，却只能是后者为主，前者为辅。关于均田制下的“土地还受”也是如此。“地令”(田令)既规定减丁或老死要退田，同时又规定“诸地狭之处，有进丁受田而不乐迁者，则以其家桑田为正田分，又不足不给倍田，又不足家内人别减分”(北魏《地令》第1 1条)；“其退田户内有合进受者，虽不课役，先听自取，有余收授”(唐《田令》第27条)；“若当观寺有无地之人，先听自取”(唐《田令》第30条)。因为北朝隋唐规定的“应受田”额远远超出当时的户均垦田数，所以减丁时绝大多数都无田可退。减丁时既无田可退，进丁授田自然无从谈起，剩下可做的也只有家内账面调整而已。

    唐代均田制下“授田”与“土地还受”之所以率多有名无实，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政府无田可授。我们知道，汉唐间官田的最大宗就是屯田，屯田至唐代臻于极盛。唐代屯田最盛时，全国约有992屯，共有地约4．5万顷，加上其他官田(职分田、公廨田、官牧田、驿田等等)，充其量也不过10万顷。相对于全国数百万户来说，区区10万顷左右的官田，即使都拿来授给无地或少地农民，也只是杯水车薪而已。更何况绝大多数的屯田、职分田、公廨田、官牧田、驿田不可能，事实上也没有拿来给民户授田。官荒田自可用来授田，官荒田的给授实际上就是鼓励垦荒。宋代也实行鼓励垦荒政策，只是形式与做法与唐前期不同而已。

    北朝隋唐均田制下也有许多“全无地者”，唐前期的诏令曾谈到这一问题，出土文书也证明了这一点。事实证明，均田制下并非“无无田之夫，无不耕之民”。

    唐律明确承认均田制下的百姓田为私田，唐令亦然。《唐令．田令》第34条就规定“公荒田”可以用来授田，“私田不合”。可见，即使是荒地，“官”与“民”(亦即“公”“私”)的产权也是很分明的。由此可见，均田制下绝大多数田在民而不在官，在私而不在公。

    治宋代经济史的学者常说宋代时人曾说过宋朝“田制不立”、“不抑兼并”。论者常据此认定“田制不立”、“不抑兼并”是宋代的基本国策。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说宋人讲(我朝)“田制不立”，根据是《宋史》卷一七三《食货志·农田》载：“自景德以来，四方无事，百姓康乐，户口蕃庶，田野日辟。仁宗继之，益务约己爱人。即位之初，下诏曰：‘今宿麦既登，秋种向茂，其令州县谕民，务谨盖藏，无或妄费。’上书者言赋役未均，田制不立，因诏限田。”据《宋史》上述记载，很容易得出“田制不立”云云乃乾兴元年(1022)上述上书者所言的结论。但事实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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