烙印。在政治领域，门阀士族衰落，庶族地主兴起。伴随着门阀土族的衰亡，科举制大兴并取代了过去的九品中正制。对于科举制，我们以往更多地强调它是统治阶级的选官制度，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实际上，它的产生，在当时具有重大的历史进步意义。它使社会各阶层都有了一个平等竞争的机会，尽管这种平等竞争极为有限，但在古代那样的等级社会中，它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这充分体现了商品经济的平等性和竞争性，是商品经济大发展时代的产物。在制度领域，土地日益摆脱政治力量的束缚卷入到流通之中，“田制不立”取代中古田制；赋税制度随着两税法的推行，统治者不得不推行和买、预买、折买、和籴、博籴等政策措施，通过市场来弥补传统赋税征收上的缺陷，赋税征收呈现出市场化的趋势和特征；禁榷制度领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过去将商人直接排斥在专卖领域之外的直接专卖制再也不能维持，政府不得不推行“官商共利”的间接专卖制，从而导致人中法的勃兴。就连民族政策领域，统治者也逐渐抛弃了过去的和亲政策，转而利用商品经济规律，以互市为手段，处理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出现了签约议和等新的现象。在思想文化领域，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在20世纪初分析唐宋变革时对学术文艺的性质之变化作了这样的概括：经学由重师法、疏不破注变为疑古，以己意解经成为一时风尚；文学方面，文章由重形式改为重自由表达；艺术方面，以五代为分界，以前的壁画大多强调传统风格，以后的水墨画则采用表现自己意志的自由方法；音乐方面，唐代以舞乐为主，乐律重形式，宋代以后，随着杂剧的流行，通俗艺术较盛，品味较古的音乐下降，变得单纯以低级的平民趣味为依归。这无疑体现了商品经济的流变性和开放性。一句话，唐宋时期是一个商品经济发展引起各种原有社会要素流动组合的时期，同时也是一个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日益呈现市场化趋势的时期。从商品经济的视角看待社会要素的变动和经济关系与社会关系的市场化趋势，这既是一个资源配置过程，又是一个优胜劣汰的竞争过程，还是一个各种关系分化组合的过程。多种过程的交织，赋予唐宋社会开放和流动的特征。唐宋社会所以出现不同于以往的新面貌，就是这些过程交互作用的结果。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和欧美部分学者将唐宋时期称为一个商业时代，言其发生了商业革命，这并非全无历史依据。
第二，商品经济孕育了新的社会力量。由于商品经济是一种富于分化的经济形式，唐宋社会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必然引起财富的两极分化，而这种分化则直接导致了财富力量的崛起。中唐，社会上出现“至富敌至贵”的说法。唐中后期杨炎推行两税法，其基本精神是“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宋初“杯酒释兵权”，以土地金钱换取大将的兵权。农民起义提出“均贫富，等贵贱”的口号。这一切都说明了财富力量的崛起。经济力量的增强自然会要求按照新的经济关系规范人们的社会地位。这就必然冲击原有的社会关系。其结果，“贵者始富，贱者不富”的所谓先王之制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和动摇，代之而起的是王应麟所说的“贫富贵贱，离而为四”，富、贵、贫、贱处于经常性的转化之中。随着富贵贫贱的不断转化及其分离，旧有的等级制度便再也不能维持下去了。旧有的门阀士族和士农工商等级制也再不能维持，整个社会呈现出流动和分层。
在社会流动和分层的过程中，兴起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富民。富民与财富占有者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财富占有者除包括富民阶层外，还有大批官僚贵族，他们也占有大量社会财富。而富民则是专指那些占有大量社会财富但没有特权的社会群体。这个群体，有的是靠占有土地致富，有的是靠经营工商业致富，还有不少是农工商各业兼营。这个群体，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其提供了经营工商业致富的机会，是土地买卖的盛行为其创造了占有大量土地的条件。这个阶层的崛起，完全是财富力量作用的结果。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富人阶层就是财富力量的集中表现。富人阶层的出现，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首先，它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社会的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宋代以来，最大的变化就是拥有大量土地的富人在经济中取得了主导支配地位，成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主角。有鉴于此，宋王朝一改传统的“抑兼并”政策，转而“不抑兼并”。有部分学者过多强调赵宋王朝代表地主阶级利益，因而保护富人。其实，这主要还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大势使然。其次，富人阶层的出现，促进了生产关系的变化和发展。我们知道，中唐以后，租佃契约经济关系得到广泛发展，成为整个社会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这是当时生产关系领域的重大的新发展和新变化。究其原因，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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