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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汉水流域农业和工商业发展初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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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1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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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流域的工商业頗为发达。其重要因素在于，一是流动人口的增加，促进了手工业品和商业服务需求的增长。二是元政府曾把北方一些地区的工匠迁到汉水流域一带。成宗元贞元年(1295年)，“徙甘、凉御匠五百余户于襄阳”[30]。如此多的御匠来到襄阳，对促进当地手工业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三是元代汉水流域交通线路的开发比前代有了新进展，遍及各地的驿站构成了一幅密集的交通网。便利的水陆交通带动了商业贸易的发展[31]。
1、手工业发展提供了交通工具和商品与市场。元代汉水流域的手工业发展一方面因农业发展为其提供了原材料，同时也是在前代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而不断发展的。
造船业。鄂州、襄阳历来都是造船的重要基地。在武昌，两宋时期、由于造船数量的大幅度增加，船舶体积不断增长增高，可以看出造船工场规摸在不断扩大。北宋开宝七年(974年)，宋太祖赵匡胤为平定江南，曾遣使前往荆湖地区“造大舰及政黑龙船数千艘”[32]。南宋时，由于鄂州一带造船业发展很快，屯驻于此的军船数以千计。陆游在描述鄂州江面上举行的一次军事演习时，有过这样的精彩描述：“大舰七百艘，皆氏二三十丈，上设城壁楼橹，旗帜精明，金鼓镗鞈，破巨浪往来，捷如飞翔”。船舶规模之宏，航行速度之快，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很可观的。后来虽在庆元六年(1200年)、嘉定十六年(1223年)和嘉定十七年(1224年)的三次暴风中被损毁800多艘，但直至宋末，常驻此地的战船仍达数千艘之多。咸淳十年(1274年)，元军在攻拔汉阳的战斗中，一次就焚毁宋军战舰3000艘。当然，这些船舶并不全由鄂州承造，但由鄂州承造一部分完全可能，否则，对于元末陈友谅大造樓船之举，便无法作出圆满的解释。
到元代，鄂州造船具有相当雄厚的基础。贾居贞于至元十二年(1275年)即于武昌路“造船百效(十)艘，驾以水军”[33]以增强武昌路的社会秩序。至元十九年(1282年)，元朝廷欲东征日本．大造海舟，时镇戍鄂州的郑制宜“造楼船何家洲”[34]。次年，为利用济州河运粮京师，又命江南三省(指江浙，江西、湖广)造船3000艘。元末。南方红巾军倪文俊在鄂、汉“联巨舟为阵，楼船高十余丈，绵互数十里，望之如山”[35]。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建都武昌的陈友谅在江州一战中被朱元璋打败，为与朱元璋决战，大造楼船战舰，加紧训练水师。未及两年。便造成楼船数百艘，练就水军号称60万。
对陈友谅所造战舰，史料中是这样介绍的：陈友谅“大作舟舰，高数丈，饰以丹漆，上下三级，级置走马棚，下设板房为蔽，置橹数十其中，上下人语不相闻，橹箱皆裹以铁。自谓必胜，载其家属百官，空国而来。兵号六十万，攻南昌”[36]。船高达数丈，其长至少也在几十丈以上。船的设计也颇见匠心，通船分为三层，而且层层置有走马棚，并有相当坚实的夹层，以便上下层之间，人马各不相扰。为使如此庞大的船体能迅速前进，船上置有几十只橹，并以铁裹之，暗藏船腹之中，装饰也很漂亮，全是丹漆饰之。若以600艘计，每船平均载1000人，包括马匹及各种辎重在内，净载重量大约在1500吨左右。没有相当水平的造船技术和一批精通于设计、绳墨，锻造、油漆等技术的各种造船工匠，要造出如此众多、如此规模的战船，是不可能的。为承造这批战舰，当时汇集于此的造船工匠可能数以万计。
在襄阳．至元十年(1273年)．綦公直行荆南等处招讨司事，时元军正进攻襄阳，“枢密院命(綦公直)督造战舰，运舟”[37]。同年六月，“敕襄阳造战船千艘”[38]。就这两次造船来看，第一次命其督造“战舰、运舟”，说明规模不会小．攻下襄阳的当年，元朝又命其“造战船千艘”，可见襄阳路地区其打造船舶的能力及造船作坊的规模都不会小。
丝织业。元代的丝绸生产一直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元史·立智理威传》记载：“湖广岁织币上供，以省臣领工作，50使买丝他郡，多为奸利，工官又为刻剥，故匠户日贫，造币益恶。立智理威不遣使，令工视贾人有藏丝者择买之，工不告病，岁省费数万贯。他郡推用之，皆便” [39]。从元代官手工业所置局院有“鄂州诸色人匠”“提举从五” (官名及品级)。又“诸色人匠”中有“武昌”“同提举正七”[40]。说明武昌路有元朝官府经营的丝织业作坊，匠户为数不少。上供织币，本应因地所产，在任贪吏，为了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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