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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汉水流域农业和工商业发展初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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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1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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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渔利，上下其手，使织品质量下降。同时。工官对织工匠户过于“刻剥”，挫伤了他们生产的积极性．所以织币“益恶”。立智理威从大德十年(1306年)调任湖广行省左丞，改善经营管理，择优购买本地所产丝原料，既节约了成本，又提高了织布质量。立智理威堪称封建官吏中之难能可贵者。马可·波罗在南京(今河南开封市)见到该地“有丝甚饶，以织极美金锦及种种绸绢”。抵襄阳，盛赞襄阳是“一种繁盛工商业之中区．……产丝多，而以制造美丽织物”[41]。棉织业是汉水流域元代新兴的手工业项目。据《元典章》载，至元四年(1267年)七月，樊城的棉布200多匹经过山西运往山东货卖[42]。王祯说：“非丝非管声咿轧，村南村北响相答”。反映了当时与农业相结合的家庭手工业比较发达。丝棉副业，一方面满足农家全家的衣着之需，另一方面把产品作为赋税交给国家。
瓷器和建筑。元代的瓷器产地遍及全国。无论数量、质量上都很可观。武昌湖泗一带古瓷窑址堆积瓷品渣滓不少。宋、元两代是湖泗民营瓷窑生产和“灵泉古市”(覃庙)最繁盛的时期，这里人烟稠密，聚集着张、沈、邹、李、樊、曾、杜、董等大姓氏。号称灵泉“八大名家”，载入明、清地方志书。至今覃庙还有一个名叫“窑咀”的滨湖地带，想必是昔日与瓷器的运输有关而得名[43]。兴元(今汉中)经过兵灾之后，夹谷龙古带行省兴元。“官舍居第，皆高榱巨栋，重棄牡瓦，宏壮奇丽，可在承乎旧宇之上，亦志不苟然也”[44]。
手工业的发展最能反映地方经济的特色。汉水流域手工业以当地资源为原料，发挥各自的优势，丰富了人们的生活。手工业促进了工业繁荣，它不仅提供了交通工具(船、车)．还提供了商品与市场。就市场而言，船工需要粮食、薪炭、制船工具，制瓷工人需要粮食、薪柴、铁、木工具等等。各个手工业行业之间互为市场、加上与邻州的经济交流，商品交换必然发达。
2、繁华的港区和便利的水陆交通带动了商贸的繁荣。元代汉水流域的商业是比较繁荣的。这与南北大统一，农业、手工业的恢复和发展。水陆交通的发达以及元统治者对发展商业贸易予以重视和保护都有密切的关系。元军攻占襄阳，鄂州等商业城市后，都实行了“通商贩”，“商者就途”政策，禁止军民剽夺商贩，保护商贩正常贸易。另外，元代实行三十税一，甚至四十税一，六十税一的商税率，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商业的发展[45]。同时．元代汉水流域的商业也是在宋代工商业发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宋代，鄂州(即今武昌)对岸有汉阳(今武汉市汉阳区)军。当时鄂州港埠在经济、军事上地位都十分重要。这里为”荆襄之肘腋，吴蜀之腰脊，淮南江西为其腹背．四通五达……城内外生齿繁盛……兵民错居，商旅辐辏……”[46]。宋时在鄂州设有铸造铜币的宝泉监。南宋时鄂州是长江中游著名的军商合一大港。此时，鄂州、汉阳港区，上起鹦鹉洲、刘公洲，下至阳罗洑、青山矶，码头互相毗邻，已成为港口整体[47]。乾道至淳熙年间，港区最为繁华。陆游在此泊舟于税务亭，见到在港船舶“不可胜记”[48]。范成大在《吴船录》卷下中记述船泊鄂州时的情景：”鹦鹉洲前南市沿江数万家，廛閈甚盛，列肆如栉，……盖川广荆襄淮浙贸迁之会，货物之至，无不售，且不问多少，一日可尽．其盛壮如此………”。
元代初年，南市的繁华商业及众多舟船有一部分向鹦鹉洲上转移，大批船只也有一部分在汉水口集中、转运。元人揭傒斯吟诗说，当时鹦鹉洲“参差连舫出，散漫群鸥远”[49]。“千帆落山巅，万樯拥舟辑”[50]。这是郝经在登黄鹤楼时所见到的船舶往来的情景。威顺王在武昌“起广乐园，多萃名倡巨贾以网大利，有司莫敢忤”[51]。武昌路在当时繁荣情况可见一斑。如此众多的船，不论是商船，还是客船，都反映了当时武昌路、汉阳府一带商业的繁荣。
襄阳南带长江，汉江自西北斜贯其间，北扼唐、邓，与汴梁相邻；西北溯汉江而上，直抵兴元(汉中)盆地。自古以来即为重地。马可·波罗说：“襄阳府是一极重要之大城，所辖富裕大城十有二所，并为一种繁盛工商业之中区。……凡大城应有之物，此城皆饶有之”[52]。这说明襄阳在元代是一个较大的工商业城市，这个城市的物资供应和一切生产，生活用品都是极丰富的。大都大护国仁王寺在襄阳、江淮等地有酒馆一百多所以经营酒馆业[53]。马可·波罗又说：“从襄阳城发足，向东南骑行十五哩，抵一城，名日新州，城不甚大，然寓业繁盛，舟船往来不绝。……此城商业甚盛，董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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