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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宋代湖州的商品经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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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2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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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揽户“其受于税户也，则昂其价，其买诸机(织)户也，则损其值”的中间盘剥转手渔利作了揭露。“揽纳之人”虽不是现代意义的经纪人，但这种中间商的出现也是宋代湖州商品经济发展的特殊产物。
与商品流通相适应，宋代湖州邸店遍布城乡，邸店多集存储与售卖于一身，既供商旅往宿，也有相应的存货、保管功能。当时专门化的仓储设施也已出现，乌墩镇的铺户，其存货榻坊就集中于数里之外的琏市，朝夕旋取以归。⑨
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货币流通量明显增加。除铜、铁钱外，南宋官府还大量发行纸币关子、会子和钞引，金银也作为半流通性货币使用。货币种类增多，进行货币买卖的金银盐钞引交易铺应运而生。南宋时，湖州城内已形成以货币和信用为业务对象的特殊行业——质库和钱钞交易铺。质库多由富豪之家开设，是带有高利贷性质的金融行业。《夷坚志》所载的，原为小贩的湖州城南市民许六“获利日给，稍有宽余，因出子本钱于里闾之急缺者，取息比他处稍多，家业渐进，遂有六郎之称”，正是反映了这种情形。 三、商业市镇勃兴
据《吴兴统记》记载，宋初湖州6县有管镇24个，到了景德初年(1004)，存下16个镇，至神宗时(1068—1085)，仅存乌墩、施渚、梅溪、四安、水口、新市等6个镇，比原来减少了18个。所余6个镇或脱胎演变于商业比较繁盛的军镇，或是在草市基础上发展而来。乌墩、四安、梅溪等镇原为军镇，因地处交通要通，商业比较发达，北宋时仍被保留下来，成为县治以下的市场建置。草市一般设在交通要道、驿站、渡口和其它商旅往来频繁的地方以及居民比较集中的所在，它起初是不定期、临时性的，随后逐渐定期开市，被称为集市或墟。水口是顾渚汇人太湖的出口，在唐代中期以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原。至唐代后期由于到顾渚采办贡茶和买卖茶叶的船只都停泊在这里，于是就形成了有酒楼茶肆的固定草市。水口镇即是从水口草市发展而来的镇。
宋室南渡后，由于商品交换的发展，又出现了一些新的草市，其中一些升格为市镇。如菱湖，“宋南渡后，兴市廛、治桥梁，渐即稠密”。⑩时水产尤多，商贾四集，有水市还有夜市；千金，宋代设墟，有市廛数十家；双林，宋初设有东林镇，景德年间(1004—1007)为湖州16个镇之一，后逐渐衰落，宋室南渡后，聚商于此，故又称商林；南浔，在南宋之前只不过是一个村落，由于地处平江、嘉兴等州的水陆交通要道，桑蚕业发达，且又为接待忏院和南林禅寺所在地，宗教活动的频繁，丝织业的兴盛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南宋时南浔因“耕桑之富，甲于浙右”已为“商旅所聚”、“行商坐贾”会萃之所，理宗淳祐十年(1250)年建镇。
“商税额”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镇的商业繁华程度。熙宁十年(1077)，新市、四安、施渚、乌墩镇的税额分别为1770贯、1963余贯、2781余贯和2100贯。到南宋中期新市镇为6372贯、四安镇为10800贯、施渚镇为5285贯，分别为熙宁十年的3．6倍、5．5倍和1．9倍。乌墩镇在绍兴三十一年(1181年)前后一度达到42000余贯，为熙宁十年(1077)的20倍，此后虽有所减少，但仍保持在3万贯以上，⑾嘉泰年间为24000贯。镇在经济发展、商品交换和税收中，都据有重要地位。镇的商税额虽低于州治，却都超过了一般县级城市。南宋初新市镇税额为5721贯，而德清县则为5238贯；⑿四安、新市和施渚镇，到南宋中期，分别达到同州武康县城税额的2．2倍、1．3倍和1．1倍。市镇商税额的快速增长，固然有南宋政府加强商税的征收和管理，以及发行纸币所引发的通货膨胀等因素，但更主要的是商业规模扩大和商品生产与流通空前活跃的结果。事实上，有宋一代，商税率总体上一直呈下降趋势，其平均税率由北宋时的5％左右降至南宋中期的2％左右。⒀因此，在商税额急剧增长的背后，市镇商业规模的实际增幅更为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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