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略论宋代湖州的商品经济 |
 |
时间：2009-7-24 13:52:25 来源：不详
|
|
|
文化的新格局。在社会管理方面，由政府委派专职的监镇官，负责维持日常的社会秩序，兼掌商税、酒税的征收。而且随着镇市规模的扩大和社会的日趋复杂，监镇官的级别不断提高，管理权限不断扩大。不少市镇的监镇官由原低级文武官的“选人”上升为级别较高的京朝官。乌墩镇监官兼管兵事，四安镇监官兼管酒业和邻近广德军盘运盐事。与此同时，镇市居民也从乡村户籍中分离出来，正式列入城市坊郭户体系，并采用相应的役法。如嘉定二年(1209年)前，四安、新市等镇都已实行坊郭役法，乌墩镇居民要求享受与四安等镇同样的待遇，经多次申诉，终获批准。⒁
从文化娱乐方面来看，市镇已有众多文化设施和丰富的娱乐活动。“瓦子”，即综合性文娱场所。据《乌青记》记载，宋代乌墩镇内有相当规模的“瓦子”。北瓦子巷，系“妓馆、戏剧上紧之处”；波斯港南瓦子，“有八仙店，技艺优于他处”，“楼八间，周遭栏楣，夜点红纱栀子灯，鼓乐歌笑至三更乃罢”；善利桥西南太平楼，“为楼二十余所，可循环走，中构台，百技斗于上”。⒂里边的娱乐场所往往与酒肆、茶楼、妓馆结合于一体，经营活动通晓达旦。⒃
在市政建设方面看，市镇也逐渐形成了类似州县城市的市区与郊区格局。如乌墩镇“市逵纵横”、“民物蕃阜，塔庙、桥道、宅地、园池甲他镇戍”；⒄南浔镇“市井繁阜”，分为7巷；⒅新市镇“井邑之盛，赋人之多，县道所不及”。⒆从镇市的地理分布状况来看，除临安附近的“湖州市”外，全都位于距离州县城市几十里远的乡村腹地，如乌墩、四安、和平、水口、施诸、梅溪和南浔镇，分别位于所属县城的东南90里、西南70里、南50里、西南60里、东北30里和东72里。这从一个侧面表明，镇市已不再是城市市场的附属和补充，而是相对独立的农村中心市场。它们一方面将周边地区的草市结合起来，形成一定范围内农村市场微循环网，另一方面又与州县城市市场结合，充当了连结城乡市场的纽带。
四、余 论
宋代商品经济的大发展，冲击着社会思想领域，促使人们的思想观念乃至整个社会风气发生了历史性的改变。“重农轻商”、“重本抑末”的正统观念受到了挑战。“本”是指农业，“末”指工商业，“重本抑末”于战国时被确立后，即被统治者用作基本国策并使之制度化，真可谓根深蒂固。直到宋代以前基本上没有人敢对此提出质疑。到了北宋中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的观念有了明显转变，强调“重本”的同时并不赞成“抑末”的主张已经较为普遍。
最早提出这种主张的是乌程人陈舜俞。陈舜俞(?—1076)字令举，乌程人，隐居秀州白牛村，自号“白牛居士”。庆历六年(1046)进士，历官都员外郎。与苏轼、司马光等友好，为苏轼湖州六客会之一。陈舜俞的政治思想是保守的，其经济论述主要是关于农业问题。然而他在《说工》、《说商》等文章中阐述了“不为其末不可以养本”的论点。他在《说工》篇中指出：“工者，天下之末作也。不为其末不可以养本，不制其末本亦从而害矣。”⒇像这样认识“本”与“末”关系的，之前还真不曾见过。以前的思想家更多的是主张通过“抑末”来实现“重本”，把“本”、“末”对立起来，或者强调“本”与“末”皆利，不应有偏重。而陈舜俞却认为“不为其末不可以养本”。他认为“本”“末”是相互依存又相互对立的，二者的关系应当协调好。日用品的生产是必需的，但过分的奢侈则会害“本”。因此他主张“使人人以约易侈，以质易文”，达到“民富而农劝”的目的。
宋代湖州商品经济的发展确实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的高度，但仍不宜估计过高。第一，就全局而论，农业与手工业结合的家庭生产方式仍大量存在。南宋初王炎曾分析湖州境内的制甲工匠，认为：“士农工商，虽各有业，然锻炼工匠，未必不耕种水田；纵不耕种水田，春月必务蚕桑，必种园圃”。[21]既使在丝织业生产过程中，尽管已有植桑、养蚕、缫丝、织绢各个环节的专业化生产的记载，但自饲蚕、自收茧、自缫丝、自织绢的自给自足的家庭丝织业仍占丝织业生产的主导地位。
第二，在宋代的各种赋税中，货币税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尤其是到南宋时期，更是如此。时人曾感叹地说：“今民之输官与其所以自养者，悉以钱为重，折帛以钱，茶盐以钱，刍豆以钱……酒醋之卖于官，非钱不售；百物之征于官，非钱不行；坊场河渡之买扑，门关务库之商税，无一不以钱得之。”[22]湖州自唐中后期开始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