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生活在城里的农业人才有得意之时，也有失意之时，范仲淹《和葛闳寺丞接花歌》就叙述了一个接花工的遭遇。他原本出生在洛阳的一个富贵人家。宋朝时洛阳人以善接花而着称于世。[106]此人少年时“止以花为事”，把家里的钱都花光了，却没有学到别的本事，只好作了一个琼林苑中吏，专门负责养花，为了满足君王对于奇芬异卉的追求，他学会了“神仙接花术”，并且到成都等地寻求优良品种，再进行嫁接，一番“金刀玉尺裁量妙，香膏腻壤弥缝密”的功夫，培育出牡丹花王，得到了天子的奖赏，正准备大展宏图之际，却不想“中途得罪”了什么人，流窜到了江南[107]。

再者，相对富有的城市居民，也有更多的闲暇从事农事观察与试验，而不至于为生活所迫无暇也无力进行技术改进。北魏时，洛阳人刘仁之就曾于自家的宅基地上进行区种试验，取得了七十步（240步为1亩）收粟36石的高产记录。此事被当时的农学家贾思勰载于《齐民要术》之中。[108]在北宋都城开封，每到七月七夕所谓“乞巧”节，就能看到许多热闹的场面，其中就有以“又以黄蜡铸为鳬鴈、鸳鸯、鸂鶒、龟鱼之类，彩画金缕，谓之水上浮；又以小板上傅土，旋种粟令生苖，置小茅屋、花木，作田舍家小人物，皆村落之态，谓之谷板。”[109]水上浮及谷板和宋代广泛分布于南方水乡的葑田（又称架田和浮田）在道理上是一致的。通过种谷板使城里的居民能够清楚地了解到农作物生长的习性。七夕前后，东京城里的居民“又以绿豆、小豆、小麦、于磁器内以水浸之，生芽数寸，以红蓝彩缕束之，谓之：种生。皆于街心彩幕帐设出络货卖。” [110]种生，又称为“生花盆儿”，据陈元靓《岁时广记》二十六引《岁时杂记》载：“京师每前七夕十日，以水浸绿豆或豌豆，日一二回易水。芽渐长至五六寸许，其苗能自立。则置小盆中。至乞巧可长尺许，谓之：生花盆儿。亦可以为菹。”[111]从生花盆儿这个名字来看，豆芽等最初可能是作为观赏出现的，后来才用作腌菜或酸菜。这也是豆芽菜最早的记载之一。

同时，由于农田与市民的紧密结合，也便于观察与试验。陈旉说：“民居去田近，则色色利便，易以集事。俚语有之曰：‘近家无瘦田，遥田不富人’岂不信然”[112]。这虽然不是指城市农业而言，但城市农业具有这方面的优势。宋史上多有皇帝，或地方官员观稼的记载。观稼的地点大多在城近郊区或宫殿、府衙附近。普通市民也可以在自己的房前屋后看到各种动、植物，进行栽培、饲养。一些栽培植物在这样的环境下能够得到很好的照顾。比如，“元丰间，禁中有果名鸭脚子（即银杏——笔者注）者，四大树皆合抱，其三在翠芳亭之北，岁收实至数斛，而托地阴翳，无可临玩之所。其一在太清楼之东，得地显旷，可以就赏，而未尝着一实。裕陵尝指而加叹，以谓事有不能适人意者如此，戒圃者善视之而已。明年一木遂花，而得实数斛，裕陵大悦，命宴太清以赏之，仍分颁侍从。”[113]

城市是农业人才最集中的地方，一些农业技术也最先在城市里得到发明和运用。为了培养自己喜欢的花草果实也促进的繁殖栽培技术的发展。比如，宋时人们发现，“棠性多类梨，核生者长迟，逮十数年方有花。都下接花工，多以嫩枝附梨而赘之，则易茂矣。”[114]宋人还发现，“百花皆可接。有人能于茄根上接牡丹，则夏花而色紫；接桃枝于梅上，则色类桃而冬花；又于李上接梅，则香似梅而春花。投莲的于靛瓮中经年，植之则花碧，用栀子水渍之则花黄。元祐中，畿县民家池中生碧莲数朵，盖用此术。”[115]这些技术的出现都是与城市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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