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的保证。宋代城市中的树木移栽普遍采用了带土移栽的方式，如内翰就曾将李右丞相家的红薇子带土移栽到学士院。[91]宋代还发明了保障南木北移安全越冬的方法，如，银杏从南方移到北方后，一些不能正常结实。于是便有人想出了这样的办法：“于腊月去根傍土，取麦糠厚覆之，火然其糠俱成灰，深培如故，则不过一二年皆能结实。若岁用此法，则与南方不殊。”[92]对于一些从岭南远道移植而来的物种还采取了特殊的保护措施。使得一些南来的植物得以安全越冬，甚至早花早实。如美人蕉从岭南移植到京师之后，“大都不能过霜节，惟郑皇后宅中鲜茂倍常，盆盎溢坐，不独过冬，更能作花。”[93]还有“淳化三年（992）冬十月，太平兴国寺牡丹红紫盛开，不逾春月”[94]，徽宗宣和七年（1125）十二月二十一日睿谟殿“御榻之前，有宝槛，植千叶桃花，陛下指示群臣曰：杪冬隆寒，花已盛开。”[95]虽然大臣们往往要借此吹捧皇帝的“神圣”，但显然这些地方都采取了特殊的保护措施。据《癸辛杂识》的记载，艮岳万岁山的山洞中就放置了大量的炉甘石，以便在天阴时，能够营造出“云雾滃郁，如深山穷谷”[96]的环境，这对于某些植物的安全越冬也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城市的需要也导致了果品保鲜技术的发展。绿豆藏金橘技术便是适应京师对于原产江西的金橘的需要而而被介绍进来的。[97]在此基础上又出现了小株连根带果贩运的技术。并成功地降低了运销成本。张世南《游宦纪闻》卷二：“金橘产于江西诸郡。有所谓金柑，差大而味甜。年来商贩小株，才髙二三尺许，一舟可载千百株，其实累累如垂弹，殊可爱，价亦廉，实多根茂者才直二三镮，往时因温成皇后好食，价重京师，然患不能久留，惟藏绿豆中则经时不变，盖橘性热豆性凉也”。
作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城市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农业人才。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各级政府无不把劝农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国家机构中就有专门的主管机构，这些机构主要设在城市，里面集中了一大批的农业人才。现存所谓农家著作，多为各级政府官员所作。各级政府官员，特别是其中主管农业的官员，在农书写作的同时，也利用城市中已有的农田就近进行一些农事试验和观察。对中国农业产生重大影响的代田法、区种法、占城稻、康熙御稻都与此有关。
宋真宗在引种推广占城稻的同时，还在皇宫内苑亲自督种，并进行观察，使他对于占城稻有比较深的了解，如“祥符六年（1013）九月丁酉，内出玉宸殿所种占城稻，示辅臣曰：……此稻耐旱，不择地，颇省民力，可喻诸道广种植之。”[98]不仅如此，真宗还将占城稻的栽培方法，揭榜示民，进行推广，“其法曰：南方地暖，二月中下旬至三月上旬，用好竹笼周以稻秆，置此稻于中，外及五斗以上，又以稻秆覆之，入池浸三日，出置宇下。伺其微热如甲拆状，则布于净地，其萌与谷等，即用宽竹器贮之。于耕了平细田，停水深二寸许，布之。经三日，决其水。至五日，视苗长二寸许，即复引水浸之一日，乃可种莳。如淮南地稍寒，则酌其节候下种，至八月熟。”[99]这样切实可行的技术操作正是真宗等在宫中试种观察和研究的结果。
同时，城市也以自己的优势吸引着大量的农业人才。汉唐时期京师长安的召平和郭橐驼，就分别以种瓜和种树闻名于世，其中唐时的郭橐驼更以其精湛的园艺技术，“凡长安豪家富人为观游，及卖果者，皆争迎取养”[100]。宋代的一些大都市中涌现出一批技艺精湛的园艺能手。据欧阳修、周师厚等的记载，仅在洛阳从事牡丹栽培的名家就有：钱惟演、姚氏、魏仁溥、牛家、张齐贤、苏家、贺家、林家、袁家、唐家、段家、吕文公、门氏、观军容使、李蕃、左氏等十几家。洛阳城中有专事牡丹嫁接的行家里手，人称“门园子”，最受欢迎，以致“豪家无不邀之。”[101]还有一圃里人薛某，“善栽植，凡花穿接无不冠绝，常持厚脊利刃，芟洗繁秽，人遂名此样为薛丑刀”。[102]由于掌握精湛园艺技术的人受到欢迎，吸引了很多农业技术能手到京师或城市里前来献艺。徽宗宣和年间，一位四川的接花人刘幻，自言其术与常人异，徽宗召入御苑。“居数月，中使诣苑检校，则花木枝干十已截去七八”。诘问所以，刘笑曰：“官无忧，今十一月矣，少顷正月，奇花当盛开，苟不然，甘当极典。”至正月十日请观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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