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种稻，暇日观刈获，见其劳力，愈知耕农可念也”。并以圣制五言诗示之。[76]
为了增强对于农业的认识，自后周以后，宫中还用美术的形式来表达农桑的内容，耕织图，在宋仁宗宝元年间（1038-1040）已在宫廷中出现，当时已将农家的耕织情况绘于延春阁壁上。[77]它在供帝王欣赏时，同时提醒帝王不要忘了稼穑之艰难。宋高宗也曾经说及此事：“朕见令禁中养蚕，庶使知稼穑艰难。祖宗时，于延春阁两壁，画农家养蚕织绢甚详。”[78]此后各代相沿不辍，
深居简出的皇帝还通过宫中种稻和养蚕等方式来考察农业生产情况。北宋皇祐五年（1053），后苑宝政殿刈麦，谓辅臣曰：“朕新作此殿，不欲植花，岁以种麦，庶知穑事不易也。”自是幸观谷、麦，惟就后苑。[79]绍兴二年四月二十四日，上谓辅臣曰：“朕闻祖宗时禁中有打麦殿，今朕于后圃令人引水灌畦种稻，不惟务农重谷，示王政所先，亦欲知稼穑之艰难。”[80]绍兴七年（1137）七月，张浚等言：“雨泽稍愆，乞祷。”上曰：“朕患不知四方水旱之实，宫中种稻两区，其一地下，其一地高，高者其苗有槁意矣，须精加祈祷，以救旱暵。”八年，宰臣奏积雨伤蚕，上曰：“朕宫中自蚕一薄，欲知农桑之候，久雨叶湿，岂不有损。”乃命往天竺祈晴。[81]
城市农业发生的原因也就决定了它的性质。园囿中种植和饲养各种植物和动物供人观赏，此古今之所同，但昔日园囿除有观赏的价值之外，更有政治和经济上的意义。
（三）农业中的城市：城市对农业的贡献
洛阳牡丹何以成为天下第一？宋人的解释是洛阳“得中华之气者多，故独与他方异”；或“得一气之偏”[82]，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洛阳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这种解释有一定的道理，但却并不全面，欧阳修就不大同样此种说法，因此引入了灾妖之说。今天看来，牡丹的繁荣除了自然条件之外，还与城市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城市是人口最密集，也是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古今中外莫不如此。然而，和西方的城市相比，中国的城市具有两个显着的特点：首先，它是政治的中心。城，即城墙，城堡的意思，它是政治中心的象征，从京城到省城，再到县城，莫不如此。城市的主要职能在于统治和管理，所以城又经常与另一个字结合起来称为“城镇”。其次，它也是经济的中心。作为经济中心，它虽然具有商业的一面，这也就是“市”的由来，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仍然占有很大的成份，市场上出售的也以农产品为主。农业成为城市经济的主体，这也和传统中国重农轻商，重本轻末的历史特质是相一致的。中国古代城市乡村化和以工商为主体的本方城市形成鲜明的对照。政治中心和以农业为主体的经济中心相结合，导致了城市农业全面的发展，使得城市在中国农业发展中起到重要的作用。而这个作用主要是通过下面两个方面的因素来决定的：
首先，城市农业的内容广泛。中国传统农业把解决温饱为己任，产品不过是五谷、桑麻、六畜而已，一切与衣食无关的项目都被排除在农业之外，这就使得中国传统农业的内容相对来说比较单一。但这种较单一的农业远远不能满足城市人口对于物质和精神的需求，于是一些被传统农业排斥的项目，在城市及近郊区得到发展。
以观赏植物的栽培为例，这在一个以温饱为目标的农业大国里，原本是不受重视的行当。北魏时期的农学家贾思勰就说过这样的话：“花草之流，可以悦目，徒有春花，而无秋实，匹诸浮伪，盖不足存。”[83]但爱美之心会随着经济的繁荣而跳动。唐宋就是这样的时期。当时洛阳、扬州、杭州等城市，每到春天都有花节，届时不分男女老少、贫富贵贱都要倾城而出，一睹牡丹、芍药风采。“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在这种风气之下，花卉栽培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花卉事业的发展，又为各种诸如《洛阳牡丹记》、《扬州芍药谱》之类的花谱著作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并成为唐宋时期农学发展的一朵奇葩。这就丰富了中国农业的内容。
城市农业内容的广泛性不仅表现在加入了观赏植物栽培和宠物饲养这样一些属于消遣性质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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