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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城市与农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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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3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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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買。也即户馬法。[67]户马法要求“自買馬牧養，坊郭户家産及三千緡，鄉村及五千緡，養一匹，各及一倍增一匹，至三匹止。（马）須四尺三寸以上，及八嵗以下。”[68]可见属于坊郭户的城市居民上户还需要养马。
实际上城市中农产品相当丰富，谷、丝、麻、茶、菜、果、竹、木、花、药、禽、兽、虫、鱼，应有尽有，这在宋人吴自牧所撰着的反映整个南宋时代都城临安（杭州）的《梦粱录·物产》中就可以略见一般。[69]兹以北宋池州居民滕润之为例：“永静太守南阳滕大夫润之家于池州，州距山甚迩，尝筑圃于所居之西，择九华之药可以种者种之，可以移者移之，分畦以别其品，立石以识其名，清泉灌沃，泽根本也；恶草锄去，养善类也。不杂花卉，恱不在目也；不植蔬果，嗜不在味也；药斋居中，用药之书聚焉；药轩在北，治药之器具焉；华实根叶，采之有时，君臣主使，处之有序，以之攻疾，疾无不痊，以之施人，人蒙其惠；于是药圃之名传于缙绅，莫不慕大夫之所存。”[70]
宋朝政府曾经向坊郭户（城市居民）征收过“和买”和“和籴”税收，[71]形式为绢和粮草等实物，为了完成税收，坊郭户要么持钱到市场上购买，要么，则要自己生产，这也说明当时的城市居民有某种蚕桑和粮草的生产能力。
（二）城市农业发生的原因及性质
物质上的需要。蔬菜生产即是适应城市的需要发展起来的。蔬菜是中国人最主要的食物，古人称“谷不熟曰饥，菜不熟曰馑”。而在谷物歉收的情况下，蔬菜就成为食物的唯一来源。古有“菜色”一词，《汉书·元帝纪》初元二年“岁比灾害，民有菜色。”注：“五谷不收，人但食菜，故其颜色变恶。”研究中国农业发展史的美国学者珀金斯说：“过去和现在都大量消费的唯一的其它食物是蔬菜。在1955年中国城市居民平均每人吃了二百三十斤蔬菜，差不多占所吃粮食的一半。蔬菜由于缺乏冷藏、容易腐烂，因而使问题更加复杂。因此在中国，它们总是在大城市附近的郊区栽培的，它们在当天就可能实现收割和销售。倘使不是具有蔬菜的亩产量要比粮食高得多这个事实，那就会将城市的食物供应问题变得很复杂。”[72]如果说，市民的粮食需求主要依靠市场的话，那么，蔬菜的需求则主要靠自给。因此，即便是贵为宰相的王安石也要“三亩荒园种晚蔬”[73]。城市对于蔬菜的需求，和蔬菜自身不耐贮藏，却又相对容易栽培管理的特点，促进了蔬菜栽培技术在城市及其近郊区快速发展。蔬菜栽培业可能是城市农业中发展最快的行业。
生存的需要多为物质的需要，但除了物质上的需要之外，城市生活更有精神上的需求。昔日中国城市大多为富人所居住，或者说中国的富人都愿意居住在城市里，饱暖思淫佚，有些富人流连花鸟之间，或整日与猫狗同伴，这种需求就使得一些原本在农村中难发展起来的与农业有关的行当，如宠物的饲养和观赏植物的栽培等，在城市及近郊区发展起来。
在宋代，最突出的就是城市对花卉的需要。唐都长安，王室宫苑种花、赏花之风盛行，并影响到社会风尚。据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 XE "《开元天宝遗事》" 的记载，当时京都长安有“移春槛”和“斗花”的习俗。宋代赏花的风气和唐代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挿花，虽负担者，亦然。花开时，士庶竞为逰遨，徃徃于古寺、废宅、有池台处为市井，张幄帟，笙歌之声相闻，最盛于月陂堤、张家园、棠棣坊、长寿寺、东街与郭令宅，至花落乃罢”[74]。又如， XE "牡丹" “越（今浙江绍兴）之所好尚，惟牡丹，其絶丽者，三十二种。始乎郡斋、豪家、名族、梵宇、道宫、池台、水榭，植之无间，来赏花者，不间亲疎，谓之：看花局。泽国此月多有轻云微雨，谓之：养花天。里语曰：弹琴种花，陪酒陪歌。”[75]农业的存在也是城市园林建设的需要，城市造园通过借助田野的景色，以营造出一片田园风光。吴兴的园圃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除了观赏和经济生产的性质之外，城市农业还具有政治的色彩。中国城市的居民，相对来说都比较富裕，经济问题并不突出，特别是对那些拥有苑囿的皇家和官家来说，他们根本用不着为衣食发愁，如果仅是为了观赏他们更愿意选择具有观赏价值的植物，因此，园苑中稻麦的出现，除了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和观赏作用之外，更多是出于对民瘼的关怀，出于重农劝农的需要。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所谓“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重农劝农成为中国的传统政策。宋真宗不仅致力于推广占城稻，而且在皇宫内苑亲自督种占城稻，并且在收获时召集大臣们一起参加收获庆典，如大中祥符五年（1012）闰十月丙子，出玉宸殿新稻，赐辅臣。上曰：“禁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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