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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时期前往高丽贸易的泉州舶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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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3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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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起)、明州(浙江宁波，三起)，此外还有闽人(一起)、江南(两起)。而标明泉州的，则如上所述，有十余起，超过了其他各地。由此可以断定，在《高丽史》所记载的其余六七十起“宋人”(宋朝海商)中，泉州商人一定占有很大比例。但是，我们根据中国文献记载，只能确定黄慎、徐戬、徐成等少数几个，其他只好存疑。特别是在北宋哲宗以后，北宋和高丽之间关系密切，常有使节经海道往来，而泉州又正式建立了市舶司，按理必然会有更多的泉州商人前往高丽贸易。而据《高丽史》记载，自宣宗七年(北宋哲宗元祐五年，1090)泉州商人徐成“献土物”之后，至北宋灭亡，有关中国商人的记载不下二十起，但都泛称“宋商”，我们尽管推断其中必有泉州商人，但也难以作进一步探究。
中国方面的一些记载也可以看出当时泉州商人赴高丽贸易的盛况。著名文学家苏轼曾说：“福建一路多以海商为业。”“福建狡商专擅交通高丽，引惹牟利，如徐戬者甚众。”[26]“泉州多有海舶入高丽往来买卖。”[27]这些话可以和《高丽史》的记载相互印证。
应该指出的是，当时明州也是重要海外贸易港，其建立市舶司在泉州之前。从地理位置上看，明州距高丽较近，与泉、广相比，应该与高丽往来更多。但在北宋时期，明州与高丽的交往，显然不及泉州。《高丽史》明确记载的明州商人不过三起。哲宗元祐四年(1089)泉商徐戬载高丽僧寿介等来中国杭州，宋朝杭州地方官苏轼将他们送到明州，“令搭附因便海舶归国”；在发遣寿介等动身去明州后，他“访闻明州近日少有因便商客入高丽国”，而“泉州多有海舶入高丽往来买卖”，于是便通知明州，如果没有“因便舶舡”，便将寿介等“发往泉州，附舡归国”[28]。这个例子和《高丽史》的记载相印证，似乎可以说，当时泉州是对高丽的主要贸易港。
有一个问题需要加以说明。北宋皇朝曾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禁止商舶去高丽，这是因为北宋与辽朝之间存在矛盾，而高丽与辽政权毗邻；北宋政府害怕商人乘去高丽之便，前往辽朝统治区贸易，泄露内部情况。有关市舶的条法《庆历编敕》和《嘉祐编敕》，都明文规定：“客旅于海路商贩者，不得往高丽、新罗及登、莱州界。”“庆历”(1041—1048)和“嘉枯”(1056—1063)是宋仁宗的年号。稍后，宋神宗《熙宁编敕》(1068—1077)仍规定：“往北界高丽、新罗并登、莱界商贩者各徒二年。”到元丰二年(1079)才取消了禁令：“元丰二年，贾人入高丽，赀及五千缗者，明州籍其名，岁责保给引发船，无引者如盗贩法。先是，禁人私贩，然不能绝。至是复通中国，故明立是法。”[29]这就是说，元丰二年(1079)以前，北宋政府是禁止商人由海道到高丽贸易的；在此以后，才取消了禁令。但从我们在第一部分列举的十八起泉州商人看来，属于元丰八年以前的占了十五起，说明北宋政府的禁令不过是一纸具文，并没有发生实际效力。值得注意的是，神宗熙宁元年(1068)泉商黄慎去高丽，事先是得到福建地方政府同意并担负有传递政府意旨任务的。熙宁八年(1075)，泉商傅旋向福建地方官转达高丽政府的文书，可见他前去高丽显然也是得到官府同意的。这就是说，宋朝政府至少是地方政府在相当多的场合不仅不执行禁令，而且还支持、鼓励商人去高丽贸易的。如果北宋政府真正严格执行禁令的话，很难想像，能有大批商人经由海道去高丽贸易。
另一方面，高丽政府的态度对于中国商人去高丽贸易也有很大影响。总的来说，高丽政府对于中国商人是欢迎的。“贾人之至境。遣官迎劳，舍馆定，然后于长令[殿]受其献，计其直以方物数倍偿之。”[30]王城“南门之外及两廊有馆，有四，曰：清州；曰：忠州；曰：四店；曰：利宾。皆所以待中国之商旅”[31]。高丽政府举行重大典礼时，“宋商客”得以“赐坐观礼，后以为常”[32]。高丽政府还通过这些商人与宋朝政府发生联系。高丽政府通过中国商人雕造经板，已见上述，可以想见，它一定也会通过商人购买其他物品。高丽政府的这种态度，对于中国商人前往高丽贸易，起了明显的鼓励作用。许多泉州商人前往高丽，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还有必要指出的是，本文介绍的是前往高丽贸易的泉州舶商的情况，但泉州舶商的贸易活动不仅限于高丽。日本也是他们常去的地方。日本记载关于北宋时期中国商人的资料亦复不少，但多数也泛称“宋商”，只有少数可以确定是泉州商人。北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日僧成寻入中国求法，乘坐中国商船，船头三人，一为南雄州人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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