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北宋时期前往高丽贸易的泉州舶商 |
 |
时间：2009-7-24 13:52:32 来源：不详
|
|
|
(今广东南雄)，一为福州人，一为泉州人[33]。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泉州商客李充到日本贸易。三年(1104)归国。四年(1105)又到日本贸易。李充舶船的公凭，在日本史籍中保存了下来，成为今天我们研究宋代市舶制度的珍贵资料[34]。至于泉州商人前往南海诸国也是不乏记载的，如仁宗庆历二年(1042)，“以私财募人之占城”的邵保，就是一个“泉州商人”[35]。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勃泥国(今加里曼丹岛)派遣使节来中国，“其使乞从泉州乘海舶归国”[36]。当时泉州与南海地区一定已有相当频繁的贸易交往，这位外国使者才会提出这样的要求。进入南宋以后，关于泉州商人前往南海地区贸易的记载很多，正是在北宋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结果。
三
泉州舶商大量前往高丽的事实，从一个侧面说明，北宋时期泉州的海外贸易是很兴盛的。北宋政府继广、明、杭等地之后，在泉州设立市舶，正是为了适应这种情况。
至少从唐代后期起，泉州已有海舶往来。五代时，割据福建的地方政权把开展海外贸易作为增加收入扩大实力的手段，泉州港日趋繁荣。北宋初，太宗太平兴国(976—983)初曾下诏：“诸蕃国香药宝货至广州、交趾、泉州、两浙，非出于官库者，不得私相市易。”[37]可见运载外国货物的船舶至泉州者已不在少数。此时许多泉州商人经营舶船，到海外贸易，我们上面列举的这些去高丽贸易的泉州商人，就是从事海外贸易的泉州商人的一部分。由于进入北宋以后泉州的海外贸易迅速得到发展，因而到神宗熙宁五年(1072)，就有人“请置司泉州”，宋朝政府下令：“其创法讲求之。”[38]但当时并未实行。熙宁九年(1076)，有人建议“罢杭州、明州市舶司，只就广州市舶一处抽解”，宋朝政府为此修订“广州市舶条”，此事与泉州海外贸易关系甚大。据陈瓘《先君行述》记[39]：
泉人贾海外，春去夏返，皆乘风便。熙宁中，始变市舶法，往复必使东诣广，不者没其货。至是命转运判官王子京拘拦市舶。子京为尽利之说以请，拘其货止其舟以俟报。公(陈偁——引者)以货不可失时，而舟行当乘风便，方听其贸易而籍名数以待。子京欲止不可，于是踪迹连蔓起数狱，移牒谯公沮国法，取民誉。朝廷所疾，且将并案会公。得旨再任，诏辞温渥。子京意沮，而搜捕益急。民骇惧，虽药物燔弃不敢留。公乃疏其事请曰：“自泉之海外，率岁一往复。今远诣广，必两驻冬，阅三年而后返，又道有礁石浅沙之险，费重利薄，舟之南日少而广之课岁亏。重以拘拦之弊，民益不堪。置市舶于泉，可以息弊止烦。”未报。而子京倚法笈没以巨万计。上即位，子京始惧，而遽以所籍者还民。
按：陈偁建议立泉州市舶，以前的研究者只见到《[乾隆]泉州府志》中的一段记载。既极简略，又有错误[40]。陈瓘是陈偁的儿子，《宋史》有传，但他的文集已散佚，这篇《行述》幸好在《永乐大典》中保存下来，过去没有人利用过，弥足珍贵。关于“王子京拘拦市舶”一事，见元丰三年(1080)八月诏令，当时“中书言：‘广州市舶条已修订，乞专委官推行。’诏：广东以转运使逊迥，广西以转运使陈倩，两浙以转运副使周直孺，福建以转运判官王子京。迥、直孺兼提举推行，倩、子京兼觉察拘拦，其广南东路安抚使更不带市舶使”[41]。《行述》中所说“命转运判官王子京拘拦市舶”即此事。根据这一次修订的市舶法，舶船“往复必诣广”，也就是说，前往海外贸易的舶船，必须先到广州市舶司呈报，取得公验，经过检查，才得出海。回国时，必须先到广州市舶司抽解，否则就要“没其货”。所谓“觉察拘拦”，就是检查监督之意。经过这一次修改之后，泉州舶船必须到广州。方许出海，这样对泉州海商极为不利。以到高丽贸易而言，由泉州发船，利用季节风，一般当年可以来回，现在先得南下广州，再由广州北上，就耽误了许多时间。以到南海贸易而言，由泉州一般冬天利用北风发船，第二年夏天利用东南风即可返航。现在先得在冬天乘北风到广州，在广州过冬，第二年冬天才能去南海，第三年才能回国。这就是陈偁上书中所说的“今远诣广，必两驻冬，阅三年而后返”。再加上泉、广之间海道多有“礁石浅沙”，艰险难行。北宋政府修改市舶法的结果，使泉州的海外贸易急剧下降，从而影响到政府的收入，“舟之南日少(去广州的舶船愈来愈少——引者)而广之课岁亏”(广州的市舶收入不能满额——引者)。因此陈僻建议在泉州设立市舶，使泉州海商可以直接由泉州开航。北宋政府当时虽然没有予以答复，但肯定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几年之后，宋哲宗即位，负责财政的户部尚书李常再一次提出建议，便正式在泉州设置舶司[42]。
可以看出，泉州市舶司的设立决非偶然。宋朝政府“变市舶法”，只保存广州市舶一处，规定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