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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城市生活变化看唐宋社会的消费变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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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3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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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性节日有诞节、人日、寒食、清明、端午、乞巧节等，宗教性节日有上元节、降圣节、佛诞节、盂兰盆节等。在当时，政府承认的正式节日假期就达47天之多。由唐入宋②，虽然有改朝换代的变化，万众欢度各种节日的风气不变，但随时日的流逝，节庆的内容有所变化，体现出新的社会风气。
以中国传统中最重要的元旦为例，唐元日(即元旦)期间，除了朝廷举办盛大的庆典活动外，长安城里各家各户要悬幡立竿，设丰盛的家宴，孩子们穿上新衣，有的贵族之家还要燃放灯树，举家同庆，家家户户都洋溢着喜庆和欢乐的气氛。同时，还有元日拜年、贺寿、逐日宴请邻里等社交活动；由于元日的重要性，唐朝廷为此规定了除夕前后在内的7天法定假，官员也得到休假，③全城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中。入宋以后，宋人的元旦节庆增加了新的内容，如北宋都城开封城内：“正月一日年节，开封府放关扑三日，士庶自早，互相庆贺，坊巷以食物、动使、果实、柴炭之类，歌叫关扑。如马行、潘楼街、州东宋门外、州西梁门外踊路。州北封丘门外及州南一带，皆结綵棚，铺陈冠梳、珠翠、头面、衣着、花朵、领抹、靴鞋、玩好之类，间列舞场歌馆，车马交驰。向晚贵家妇女，纵赏观赌。入场观看，入市店饮宴，惯习成风”。④关扑是类似后世摊钱和赌掷财物的一种活动，带有赌博的性质，“或以数十笏银，或以乐艺女人为一掷，其他百物无不然”⑤。正因为这样，官府才对关扑有限制，仅允许民众在元旦、冬至和寒食三个节日期间参与。尽管这样，这在当时显然是一种为民众所喜好的活动，以致东京城内主要的商业大街上物货丰裕，人声鼎沸，道途壅塞。在南宋的临安，元旦又有几许变化，史日：“不论贫富，游玩琳宫梵宇，竟日不绝。……此杭城风俗，畴昔侈靡之习，至今不改也”。⑥
分析以上所引资料，可知唐朝除了拜年、贺寿、观灯是走出家门的社交类活动外，各家庭中最主要的元日节庆活动就是合家团圆的家宴，即便是邀请邻里到家中做客属于社交的范畴，但我们所要注意的是，这个社交是以家庭为载体，仍局限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内。由此，这种社交好似家宴的放大。是否可以这样看，元日节庆的消费主要体现在家宴中。可以肯定，作为精神消费，无论家境是否贫富，大多数家庭都可以在这一时刻享受亲人团聚、邻里和睦、新年好运等喜庆的气氛。但作为物质消费的元日家宴，其价值高低与各个家庭经济能力的大小密切相关，官贵之家的美味佳肴必然是价值不低的支出，丰裕的物质享受可能成为增添喜庆，讲究排场的砝码。而城市中数量最多的中下层官吏和普通民众则不可能与之相比。尽管元旦是一年当中最重要的节日，但直到北宋，仍有“小民虽贫者，亦需新洁衣服，把酒相酬尔”的记载，这说明唐宋城市贫困人户节庆消费的一个侧面。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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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吴玉贵：《中国风俗通史·隋唐五代卷》第10章“节日风俗”，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②徐吉军等：《中国风俗通史·宋代卷》第11章“岁时节日风俗”，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③吴玉贵：《中国风俗通史·隋唐五代卷》第10章“节日风俗”，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④孟元老撰，邓之诚注：《东京梦华录》卷1“正月”，中华书局1982年版。
⑤孟元老撰，邓之诚注：《东京梦华录》卷1“正月”，邓之诚注引赵彦卫《云麓漫钞》五。
⑥吴自牧：《梦梁录》卷1“正月”，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⑦孟元老撰，邓之诚注：《东京梦华录》卷1“正月”，中华书局1982年版。
元日既然是举国上下欢庆的节日，那必然伴随着各种各样的物质消费，不难想像，元日除家宴中的酒水、菜肴原料，出行时的车马工具，还有制作新衣时的衣料；而进入节庆消费人口的多少，则可反映出节庆消费支出的总量。古代的文献资料记载有诸多的模糊性，但仍然可以作一些估测。据学者研究，唐代都城长安的人口不下百万，①北宋都城汴京极盛时期的人口约有150万；南宋咸淳(1265—1274)年间，都城临安的人口约有120—130万。②根据《新唐书·食货志》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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