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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城市生活变化看唐宋社会的消费变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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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3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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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代宗时期有人说“少壮相均，人食米两升”，由此粗略推算，若唐都长安以人口百万计，元日的米消耗量是2万石，北宋都城东京是3万石，南宋临安则在2万多。再根据学者的相关研究推测，制作一套新的春衣需要用布37尺，可折绢0．74匹，③这里暂以每人元日都制作一套春衣计，唐都长安需要用绢74万匹；两宋依此类推，北宋都城需绢111万匹，南宋都城需绢88．8—96．2万匹。当然，这只能是一种估算，但至少使我们看到众多民众在节庆间的消费支出是相当可观的。
由于节庆习俗是唐宋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饮食消费又是节庆消费中的重头，所以饮食消费成为节庆消费中发展变化最明显的一种，在唐朝的史料中不同节日有不同食品的记录，以洛阳张手羹食店为例，“每节则专卖一物，遍京辐辏”，其节日饮食有元阳脔(元日)、油画明珠(上元油饭)、六一菜(人日)、涅槃兜(二月十五)、手里行厨(上巳)、冬凌粥(寒食)、指天悛馅(四月八)、如意圆(重午)、绿荷包子(伏日)、辣鸡脔(二社饭)、摩喉罗饭(七夕)、玩月羹(中秋)、盂兰饼餤(中元)、米锦(重九糕)、宜盘(冬至)、萱草面(腊日)、法王料斗(腊八)等④，其中的“元阳脔”应当是元旦期间很有代表性的菜肴。从相关的文献记载中，学者们已经看到隋唐五代时期“节日食品的丰富并相对固定化”的迹象，⑤但民众的消费方式却不大明晰，即是直接进入食店消费?还是买半成品，经再加工后摆上家宴的餐桌?从有关资料以及当时的习俗分析，作为一种城市管理制度的“坊市制度”在唐朝得以实行，就在一定程度上局限了人们的或说大众的节日消费。在相关记载中，朝廷虽然重视节日，但真正开坊市之禁的不是元旦，而是上元节。有资料记载说上元节在隋代已经成为大众的狂欢节，从京城到地方都邑“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聚戏朋游。鸣鼓聒天，燎炬照地，人戴兽面，男为女服，倡优杂技，诡状异形。以秽嫂为欢娱，用鄙亵为笑乐，内外共观，曾不相避。高棚跨路，广幕陵云，袨服靓桩，车马填噎。肴醑肆陈，丝竹繁会，竭赀破产，兢此一时”⑥。至唐朝，上元节赏灯成为最重要的一项内容，朝廷为此开坊禁。尽管是这样，在实行坊市制度的岁月里，大众也只能享受到三、四个夜晚的欢乐。到唐玄宗时期仍然是“每载依旧正月十四、十五、十六日开坊市燃灯，永为常式”⑦。由此推测，唐朝元旦期间民众更注重家宴的消费；而张手羹食店所做出的“元阳脔”很可能有相当部分是作为供给元旦家宴的半成品。这犹如今日春节期间市场供应的生饺子、端午节供应的生粽子之类。入宋以后，元旦庆祝活动出现的新气象之一是表现出“外面的世界更精彩”，另一个就是总有“孔方兄”的陪伴。到了南宋，临安人不仅“不论贫富，游玩琳宫梵宇，竟日不绝”；许多居民也卷入关扑；其饮食消费直接走进市场的趋向更加明晰。如果说唐朝的食店已经开启节庆饮食的市场大门，那么宋朝元旦期间“入市店饮宴，惯习成风”的记录就进一步说明节庆饮食市场的扩大：北宋末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那些鳞次栉比的饮食店、茶肆都是宋代可以容纳节庆期间庞大的饮食市场消费量的一个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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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葛剑雄主编，冻国栋著：《中国人口史》第5卷《隋唐五代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15页。
②葛剑雄主编，吴松弟著：《中国人口史》第3卷《辽宋金元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75、583页。
③李伯重：《略论唐代的“日绢三尺”》，载《唐史论丛》第2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④陶毂：《清异录》卷下，“张手羹家”，四库全书本。
⑤吴玉贵：《中国风俗通史·隋唐五代卷》第10章“节日风俗”，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⑥《隋书》卷62《柳彧传》，中华书局标点本。
⑦《唐会要》卷49《燃灯》，中华书局重印本。
传统节庆饮食市场的扩大化较普通饮食市场的存在更能够反映当时民众消费较深层次的变化。从民俗的角度看，唐代元旦节庆消费以家宴为主要内容，说明其消费还带有乡村经济那种以家庭为基本单位、传统都市社会化程度不高的特点；而宋代的节庆消费直接进入市场则说明其消费日益社会化、日益市场化的特点，具有明显的都市特征。因为节庆与日常生活相比较，它最能表现中国那种传统文化和习俗。中国大部分节日，都与人类早期的生产活动，尤其是农业生产相关。以农立国的中国社会，一年之首的元日即后世之春节，本身就具有春天来临，万物复苏，万象更新之深义。对农业生产而言，它是播种季节之伊始。古代中国的农耕，是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在这样的经济环境里，庆祝元日到来以家宴为主要内容之一就不足为奇了。从上述所引资料和分析看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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