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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城市生活变化看唐宋社会的消费变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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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3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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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大家熟知的资料反映出唐代娼妓业之一斑，尽管李娃是当时的名妓，身价很高，但至少看出一点，无论何人，与妓女周旋没有金钱是不行的。就这一点而言，李娃传反映的又是性消费的一般情况。总之，性消费的支出不仅需要经济的支撑，更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可以享受性消费的群体相当有限，不外贵族、官吏、富户、商人和经济条件较好的士人，经济条件差的普通人群不在其内。
与性欲消费相比，宋代大大兴盛起来的曲艺说唱伎艺等娱乐享受消费则具有更多的积极因素，最突出的就是它所具有的大众性。从两宋都城里勾栏瓦舍的规模，我们看到它不再是那种仅服务于少数人的地方，而是供大众享乐的地方；它们在城市里的数量及分布清楚地表现出大众的文化场所在一个城市空间里所占有的地位。从丰富的表演内容看，我们看到城市文化，尤其是都城文化里那种贵族气息逐渐淡化，市民精神开始上扬，那种代表市民贴近生活的、亲切自然的、自娱自乐的文化精神日益崛起。从参与的人群看，它不再仅仅局限于官贵、富户和经济条件较好的士人，而是有广大的、地位卑微的普通民众。在唐宋时期，一座城市中娱乐享受的大众化趋势代表着社会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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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孟元老撰，邓之诚注：《东京梦华录》卷3“东角楼街巷”，中华书局l982年版。
②盂元老撰，邓之诚注：《东京梦华录》卷5“京瓦伎艺”，中华书局1982年版。
③盂元老撰，邓之诚注：《东京梦华录》卷3“东角楼街巷”，中华书局1982年版。
④吴自牧：《梦粱录》卷19“瓦舍”；卷20“妓乐”、“百戏伎艺”、“角抵”、“小说讲经史”等条，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⑤《太平广记》卷484“李娃传”条引《异闻集》，中华书局1961年版。
三
个人发展性消费是一种基于某种目标，为了最终实现那个目标而进行的先期投入或说消耗，它包含有个人或家庭的个体劳动和资金投入。这种投入也是常常受到个体或家庭收入的制约。根据当代消费经济学理论，认为收入与消费之间的关系通常是收入决定着消费，即消费者总是以确定的收入为基础进行消费支出的。当詹姆士·摩根(美国最著名的消费经济学家之一)提出消费决策影响收入的假定以后，西方经济学界视其为有关收入和消费关系理论的又一个新发展。因为一个家庭中的收人通常包含有现期收入和未来收入，但两者中仍有不确切的成分，而詹姆士·摩根的理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指出了消费决策可以影响收入中的不确切部分。也就是说，一个家庭作出消费决策后，通过努力可以把不确定的部分变为确定的部分，从而使收入增加。①尽管这是现代消费经济学的理论，但其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普遍意义，有助于我们研究古代消费问题，尤其是对发展性消费的研究。由于古代缺乏较为科学的统计和记录，于我们的量化分析有诸多不利，但仍然可以作一些尝试性的探讨。
基于社会分工所赋予的特性，私营工商业者在依靠出售自己的产品、或是通过营利后获取的货币购买生存用品之外，他们所有的活动不外是为了增值财富、获取最大利润，这几乎是他们的天性。以钱生钱，唯利是图是职业商人应当具备的基本素质。在多变的市场环境中，谁能号准市场的脉络，舍得投资，谁就是赢家。如果不具备这样的素质和眼力，他就是不称职的商人。这一点，任何时代都一样。对私营手工业而言，唐宋时期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再生产，而具有扩大再生产、积累货币财富的因素②，有较明显追逐利润最大化的倾向。可以肯定地说，工商业者的收入远远高于乡村农户。尽管收入的多少常常决定着他们的消费能力，但以盈利为目的的天性常常会使他们做出一些超出常人的举措，比如在自身现有收入水平之上，制订扩大发展性支出的消费决策，应当说，他们是最具有发展性消费潜能的一个群体。城市是工商业集中的地方，个人的发展性消费不仅改变着自身的生活质量，且对城市的繁荣与发展做出重要的贡献。在唐宋时期，最能体现个人发展性消费的是那种为谋求社会身份和地位变动而发生的消费。
城镇是工商业者、知识分子汇集的地方。在古代，地位卑微的社会群体常常为谋求社会身份和地位变动而产生发展性消费，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改变物力资源和人力资源的配置而获得，一是通过对教育的投资加大而获得(即便是超出个体家庭收入的支付能力)。前者的结果是由农而工商的转换，后者则表现为由平民而官贵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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