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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城市生活变化看唐宋社会的消费变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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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3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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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在古代，全国规模的科举大考都是在京师举行，各地的考生都是在经过层层筛选后脱颖而出的。为了进京应试，无论是原本居住在城市的或是居住在乡村的考生，都需要支出进京的路费和在京侯考期间的种种生活费用。这些开销对一个家庭而言是不小的。对官宦人家而言，其子弟应试通常有家庭的支撑，一切就显得容易得多，如《太平广记》中记，一个被家中视为“千里驹”的青年，“应乡赋秀才举，将行，乃盛其服玩车马之饰，计其京师薪储之费”，不仅可以“备二载之用，且丰尔之给，将为其志也”①。但所有支出对大部分考生，尤其是家境贫困的乡村人户而言将是极大的困难。有许多资料都证实，尽管科举制度的创立为庶族参政开辟了道路，但要达到这一人生目标的路途大多是艰难坎坷的。他们除了自身所具备的才气常常是一名不文。在《太平广记》中，就有许多记载举子生活拮据的资料，如陇西李义琛三兄弟，虽在武德年间俱为进士，但曾贫穷的三人“共有一驴”。在赴京途中投宿旅店时，店主又“鄙其贫，辞以客多，不纳”。三人“进退无所舍，徙倚门旁”，狼狈不堪。②又有漳州人周匡物，元和十二年(817年)进士及第。此前“家贫，徒步应举，……路经钱塘江，乏僦船之资，久不得济”。于是题诗一首讥讽此事，后为郡牧所见，问罪津吏，以致“天下津渡……舟子不敢取举选人钱者，自此始也”。③长庆年间，张无颇居南康，“将赴举，游丐番禺，值府帅改移，投诣无所，愁疾卧于逆旅”。④大中年间，“韦颛举进士，词学赡而贫窭滋甚。岁暮饥寒，无以自给”。⑤“牛生自河东赴举，行至华州，去三十里，宿一村店。其日，雪甚，令主人造汤饼。……及至京，止客户坊，饥贫甚，绝食”⑥。这些资料说明，要支出进京应试的各种费用对贫困人家而言是何其艰难!平民家庭的子弟人仕之途何其坎坷!但有一点是明显的，当这些贫家子弟还没有考中进士、没有真正进入仕途之前，他们为求仕途已先期做了发展性支出，属于发展性消费了。
可以说，对这些家庭来说，求学应试的支出或说消费很可能已经超过他们的正常收入。虽然我们难以确定唐宋时期究竟有多少家庭产生了发展性消费，但学者的一些相关研究也许可以有一些帮助，如有学者对唐宋两朝的士大夫家庭背景和社会流动问题作过研究，认为唐朝的士大夫“绝大多数出身于官僚家庭”，而《宋史》有传的1 953名士大夫中，出身于非官僚家庭者占55．12％；若从严考究，至少占32．53％。在宋宰相中，“为数更多、更典型的是穷书生因考中进士而骤得富贵”。⑦这就是说，由唐至宋，在“学而优则士”的社会推力下，有越来越多的平民家庭在经济收入极其有限的情况下，对教育进行投入，以期通过发展性消费获得更好的收益。
事实上，那些最初做出发展性消费决策和投入的家庭，确实有成千上万的举子在登科及第、步入仕途、名利双收的结果中得到了最好的回报。
总之，唐宋城市的节庆消费最突出的一点就是走出家庭，进入市场和广阔的社会空间，体现出一种由乡村习俗向都市习俗的转变；精神享乐性消费那种日益为大众服务、为大众所享有的趋向，同样是唐宋城市都市化水平发展的表现；而发展性消费的日益增大则体现出那个时代民众自觉的一面，是社会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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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太平广记》卷484“李娃传”，引《异闻集》，中华书局1961年版。
②《太平广记》卷493“李义琛”，引《云溪友议》，中华书局1961年版。
③《太平广记》卷l99“周匡物”，引《闽川名士传》，中华书局1961年版。
④《太平广记》卷310“张无颇”，引《传奇》，中华书局l961年版。
⑤《太平广记》卷462“韦颛”，引《剧谈录》，中华书局1961年版。
⑥《太平广记》卷348“牛生”，引《会昌解颐录》，中华书局1961年版。
⑦张邦炜：《宋代婚姻家族史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47—348页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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