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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魏之际社会变迁论略（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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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4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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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仕途，出现了一些“累世公卿”的世族。豪强发展为“世家豪族”，同时就由原来的庶民地主向身份性地主转化，并终于形成士族门阀制度。豪强势力的发展是建立在残酷剥削农民的基础上的，他们聚积的巨额财富，浸透了农民的斑斑血泪。从豪强地主向世家豪族发展本身，就包含了分裂和腐朽的倾向。在世家豪族占居统治地位的魏晋南北朝，土地所有权与政治统治权又出现了某种程度的结合，“士庶天隔”，仿佛又回到战国以前的等级社会。这就难免有些学者认为魏晋南北朝是地主制经济的“畸变”或“逆转”了。不过，我们评价历史上的某种社会力量或社会制度，主要看它是促进了还是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豪强地主作为庶民地主的重要的或主要的组成部分，在战国秦汉是上升着的阶级，适合当时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对铁犂牛耕的推广，对陂塘水利事业的发展，对商品经济的繁荣，都起了促进作用。到了魏晋南北朝，豪强地主已经发展为世家豪族，其割据性、破坏性和腐朽性巳逐步显露出来；但在长期战乱和人口大迁移的环境里，建立在对依附人口的控制和剥削基础上的世家豪族地主经济，对南方的开发，对北方农业经济的维持和延续，仍然是有积极作用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生产确实遭到严重的破坏，但这种破坏基本上属于已经积累起来的物质财富的层面。铁犂牛耕还在继续推广和改进，精耕细作传统没有中断，且有新的发展和新的总结，粮食亩产有所增长，各民族各地区经济文化交流在特殊条件下加速进行，黄河下游平原获得进一步开发等等。从更深层次的要素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生产力没有倒退，而且有所发展，奠定了隋唐帝国再度统一和繁荣的基础。因此，我们不应简单地把魏晋南北朝视为历史的“畸变”或“逆转”。
二、从国家、地主、农民的关系看商品经济和自然经济的起伏
本文的第二节已经指出，不应把战国秦汉和魏晋南北朝看作分别属于商品经济和自然经济的泾渭分明的两个时代，战国秦汉商品经济虽然有较大的发展，但整个社会经济仍然是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其实，商品经济的收缩亦非自东汉末年始，这种趋向起码可以追溯到东汉初章帝时。当时尚书张林建议“尽封钱，一取布帛为租，以通天下之用”[2] ，获准施行。西汉以来赋税主要征收货币的局面开始改变，它成为中国历史上商品货币关系由盛而衰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和标志[3] 。我认为这种转变的根源深植于战国秦汉商品经济自身的矛盾之中，也就是说，战国秦汉商品经济的勃兴已经隐藏着导致它日后收缩的因素。
战国秦汉商品经济的繁荣，毫无疑问是以生产力的大发展为基础的，但它同时与社会结构的变动有着密切的关系。战国以后，由一个凝固的、封闭的社会经济体系，转变为一个由国家、地主和农民三种基本力量组成的比较开放和经常流动的社会经济体系，给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宽松环境。让我们分别考察一下这一时期农民、地主和国家在商品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看看它是如何既促进又制约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的。
战国秦汉小农比之战国以前的小农，无论身份地位还是经济结构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西周春秋时代的小农没有脱离农村公社（井田制即其变体）的襁褓，贵族的领邑也建立在村社基础之上。贵族不但拥有其领邑的实际土地所有制权，而且实行直接政治的统治，领邑内各业兼存，形成内部劳动分工和共同的经济生活。[4] 领邑中的农民，不但在人身上依附于领主，而且在经济上与领主相互依存，形成封闭程度颇高的经济实体。当时流行着“耦耕”等农村公社换工协作的遗俗，弥补了单个农民家庭经济力量的不足；家庭生产不能自我满足的需要，又可从领邑内部劳动分工求得解决。因此，当时农民很少与市场发生联系。这种情况在战国秦汉时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由于铁器牛耕的普及引起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小农生产生活上的需求增多了，小农能提供市场的商品也增加了，另一方面，由于井田制的崩溃和领主制的破坏，在农民家庭经济之上，已不存在前述贵族领邑那样半封闭的经济实体，农民经济虽然力求自给自足，但由于规模狭小，总有不能自给的部分，例如铁农具、耕牛、食盐、部分种子口粮等，只能从市场上取得；而它多余的农副产品，或用以换取其它必需品的产品，也只能到市场上出售。所以，地主制经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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