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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魏之际社会变迁论略（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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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4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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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
人们常常征引这段话说明汉代农民的困境，其实它更是深刻地揭露了汉代农民与商人（地主）、国家关系中不协调的以至尖锐对抗的一面。商人之所以能够兼并农民，除自然方面的灾害因素外，社会方面的因素主要就是国家的“急政暴敛”。战国秦汉赋役相当重，在实施中往往层层加码，随意性又很大（所谓“乡部私求，不可胜供”）。赋税交纳中，货币占很大比重，汉代尤其如此。汉代的所谓“轻徭薄赋”，很大程度上只是以钱代役。农民为了获得足够的货币交纳赋税，不得不出卖许多产品，包括部分必要产品。汉昭帝元凤六年诏：
夫谷贱伤农，今三辅、太常谷减贱，其令以叔粟当今年赋。（《汉书》卷7《昭帝纪》）
所谓“谷贱伤农”，只有在农民普遍要出售粮食的情况下才会出现。为什么农民要出卖粮食呢，这是因为当时的“赋”征收货币，农民必须出卖足够的粮食换取货币。货币税成为农民的沉重负担，所以“以叔粟当赋”才成为一种惠政。[6] 农民一方面要卖出自己的部分必要产品，另一方面在青黄不接或播种季节又要买回一些本来是他们自己生产的农副产品。表面上扩大了流通量，实际上，这种流通包含了脱离其生产基础的虚假成分。这种赋税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以自给性生产为基础的小农的负荷能力，它所拉动起来的商品经济损害了它自身的基础。它与商人盘剥、自然灾害等因素结合在一起，造成了农民的贫困破产，大量脱离农业，危及社会的正常运转。西汉元帝时，贡禹就说谈到当时“民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 东汉末王符更有“资末业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者什于末业”（《潜夫论》语）之说。我们知道，战国以来，生产力提高使一个农业劳动力生产的成果，除了养活自己和他所负担的家小外，还可以提供一半的剩余产品，这就是所谓“民食什五之谷”。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见税什五”的租佃制。假如全社会劳动力一半从事农业，生产的粮食虽然可以勉强糊口，国家机器却难以运转，各项社会文化事业也难以发展；假如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不到社会总劳动力的一半，社会就无法存在下去。战国时代的银雀山竹书《田法》中早就有“什八人作者王，什七人作者霸，什五人作者存，什四人作者亡”的论述。“耕者不能半”和“资末业者什于农夫”，虽然语涉夸张，但确实反映了问题的严重性。表面上熙熙攘攘的商业繁荣，实际上是虚假的、畸形的，社会巳陷入深深的危机之中。
汉代不少思想家和政治家感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但缺乏正确的分析，他们除了遣责商人以外，有的把矛头指向钱币本身。如汉元帝时贡禹认为许多社会弊端的根源在于钱：并主张废除货币税：
铸钱采铜，一岁十万人不耕，民坐盗铸陷刑者多。富人臧钱满室，犹无厌足。民心动摇，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奸邪不可禁，原起于钱。疾其末者绝其本，宜罢采珠玉金银铸钱之官，毋复以为币，除其贩卖租铢之律，租税禄赐皆以布帛及谷，使百姓壹意农桑。（《汉书•贡禹传》）
贡禹的提议没有被接纳。但矛盾依然存在，危机愈益加深。西汉末年哀帝时又有人提出废钱的问题。在贡禹的提议一百年后，张林的同样建议终于被汉章帝采纳实行了。这就说明，贡禹的分析和提议接触到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反映了必然的发展趋势。而国家、地主、农民关系中存在的深刻矛盾，以及调整这种关系的必要性，是这种必然的发展趋势之所以出现的深层原因之一。当然，赋税制度的改革，赋税中货币比重的缩小，只是部分地调节了国家、地主、农民之间的矛盾，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矛盾。
上文谈到，战国以来地主和农民经济都是自给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结合，这种基本情况魏晋南北朝时期并没有改变，人们所说的自然经济的强化，除了钱币流通的萎缩外，主要表现之一是地主和农民经济中自给部分的加强，地主和农民更多地把自己的经济建立在能够自我满足各种需要的基础之上。这既与战乱频仍的形势有关，也和生产力发展的状况有关。需要指出的是，商品经济的起伏诚然与生产力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它们之间并非一种机械的对应关系，商品经济的发展决定于社会的和自然的诸多因素。战国秦汉商品经济偾兴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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