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汉代“轻徭薄赋”的由来及演变 |
 |
时间：2009-7-24 13:52:42 来源：不详
|
|
|
造，直到他本人葬入墓中为止，前后历时数十年之久。所以汉董仲舒说：“（秦）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造成全国“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织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通‘征’），犹未足以澹（通‘赡’）其欲也。”终于爆发了中国历史上首次载入史册的陈胜、吴广起义，推翻了秦王朝的统治。
二
秦代沛县（今江苏沛县）泗水亭长出身的汉高祖刘邦夺取政权后，从秦王朝覆灭的历史事实中汲取了深刻的教训。开国之初就实行节省开支和减轻赋税并行的财税政策，这一政策基本上贯穿于汉朝始终。《史记·平准书》说：“汉兴七十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汉初的田租十五税一，即税率6.7%，文帝时改为三十税一，即税率3.3%，还曾一度免除田租。景帝以后仍为三十税一成为定制。汉武帝（前140年～前87年）时，社会经济已获得恢复与发展，国力渐趋强大。
武帝在加强中央集权抑制豪强的基础上，乃于元光二年（前133年）对匈奴改变和亲政策，实行战争防御，于是引起多次战争，支出了巨大的军费。同时，对内大兴土木，广修水利，工程支出超过财力所能承受的能力。于是不得不在赋税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加重人民负担的政策。其内容有：一是加重对农民剥削，田30亩按100亩征收租税，口钱20改为23，7岁起算改为3岁起算，弄得贫困百姓杀死出生的婴儿；二是将铸钱、冶铁、煮盐、酿酒收归官营；三是由政府经营运输和贸易，即所谓“均输、平准”；四是向商人和手工业者征收财产税，就是所谓“算缗”，即“率缗钱二千而一算”乃指价额2000文，而税120钱（一算），税率6%。这比田租三十税一的3.3%高得多，税重，富豪隐匿财产以逃税或逃免献金。武帝大怒，遂又鼓励“告缗”，即奖励人民告发隐匿，对告发有功者奖给没收财产之半。弄得许多工商业者破产；五是国家在边疆地区开垦荒地，种植粮食。这些措施增加了政府赋税，限制和打击了富商大贾及豪强势力，暂时解决了由于战争和奢侈浪费所造成的困难，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经济力量，但也造成了严重后果。
由于武帝后期人口锐减，民力疲敝，昭帝（前86年～前74年）、宣帝（前73年～前49年）统治时期，专力内治，继续执行汉初以来轻徭薄赋，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同时也坚持武帝时期的盐铁官营政策，如桓宽的《盐铁论》载，始元六年（前81年），昭帝以皇帝办公会议的形式召贤良文学，问民疾苦，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文字记载的最高规格的治国思想研讨会，会议所讨论的问题似乎仅仅囿于盐、铁、酒专卖，而实质上却是一场民富国强，还是国强才能民富的大辩论。贤良文学坚持民富才能国强的观点，痛论盐铁专卖之害，建议废置，但桑弘羊等政府要员站在国强才能民富的立场，坚持盐铁专营，作为对贤良文学的妥协。朝廷仅仅废除了酒的专卖。为了贯彻轻徭薄赋的国策，昭、宣二帝先后七次颁布减免田租、口赋及其它杂税的诏令，六次颁布赈贷种、食和“勿收责（债）”的诏令。凡遇郡国遭受地震、水旱等灾害，当年租税徭役皆免。宣帝还下令“勿行苛政”，减盐价，禁止官吏“擅兴徭役”。昭帝以后到平帝（1年～5年），六世（昭、宣、元、成、哀、平）之间，休养生息，人口增加，田亩开辟，国家富裕，其时“府库之藏已侈，百姓訾富”，人口比周成王时增加三倍多，达到5959.5万人，垦田达到827万顷。可见西汉末年赋税充足，财政殷实。这一时期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对汉朝立国425年之久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历史性作用。
三
东汉初年，人口大减，仅及西汉末年的三分之一。光武帝为发展农业生产，释放奴隶和囚徒，以增加社会劳动力；把国有荒地和苑囿以及山林川泽租供给流民进行生产，国家向租种者征收40%以上的“假税”；一般耕地的租税仍为三十分之一；赈济贫苦农民等收到一定成效。但光武帝有关丈量土地和清查人口以增赋税的诏令，因遭到豪强地主的强烈抵制，而被迫取消，这条增加赋税之路亦被堵塞。和帝时，临朝的窦太后为取得豪强的支持，宣布取消盐铁官营政策，再加上东汉中后期，朝政轮流掌握在外戚与宦官手中，政治腐败，赋税混乱，更加上桓、灵二帝纵欲挥霍，耗费惊人，东汉政府财政陷入了“仓帑为虚”的困难境地。如桓帝因对羌族用兵，每亩附加田租10钱，灵帝为修缮宫殿，每亩再附加10钱。不仅如此，桓、灵二帝为满足其奢侈欲望，还公开卖官鬻爵，大肆聚敛。桓帝时，“占卖关内侯，虎贲、羽林、缇骑、营士、五大夫钱各有差”。到灵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