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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归义军赋税制的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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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4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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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税土地”，这一赋税制度在唐宋时代的变革，归义军时期的赋税制度为我们提供了绝好的材料，有助于我们更进一步全面地探讨唐宋历史的变革。
二、赋税主要以乡为单位征收
唐代实行州、县、乡、里制，在敦煌吐鲁番文书中，就有许多写有州、县、乡、里名的文书，我们也见到了敦煌和西州各乡、里的名称。但从敦煌吐鲁番文书可知，唐前期许多文牒和簿籍都是以乡为中心制作或申报的，但文书后面的署名往往只是里正。《旧唐书》卷3《太宗本纪下》载：贞观十五年“十一月壬戌，废乡长”。《通典》卷33《职官·乡官》条载：“大唐凡百户为一里，里置正一人；五里为一乡，乡置耆老一人。以耆年平谨者，县补之，亦曰父老。贞观九年，每乡置长一人，佐二人，至十五年省”。以后虽然还有乡的设置，但未规定具体的职责。
敦煌吐鲁番文书中反映的情况和史籍的记载是一致的，它说明“在唐代虽然用乡的名义制作正式的文书簿籍上报，但实际上里这一层在基层政权中起着重要作用，执行着监察人民、均田课农、催驱赋役的具体工作。里是名副其实的基层政权机构······在唐代，实际上不存在乡这一级基层政权机构”（5）。
孔祥星先生的研究是正确的，当然这主要是指唐前期的情况。到了唐后期五代，由于文献记载缺乏，关于乡、里的职权地位不大清楚，从敦煌文书可知，归义军时期赋税的征收是以乡为单位的，如P·3236《壬申年官布籍》是征收敦煌乡官布的簿籍。S·4920背《官布籍》是龙勒乡的官布征收簿，ДX1405、1406由于残缺，不知是那一乡的官布籍，但从P·4640《布纸破用历》第280行的“当司收纳一十一乡官布，打帐用细纸壹贴”的记载可知，官布是以乡为单位普遍征收的。
税柴也是以乡为主征收的，如P·3418号背《唐沙州诸乡欠枝夫人户名目》是归义军时期的一件诸乡欠枝名目的汇编，该文书已残，但仍保留了囗囗乡、敦煌乡、神沙乡、龙勒乡、赤心乡、洪润乡、慈惠乡、平康乡、效谷乡9个乡的乡名。另外，S·5073文书也是以乡为单位征收税柴的记录，出现有效谷乡、赤心乡、洪润乡、洪池乡、龙勒乡的乡名及纳、欠柴人名单。由此可知，税柴是以乡为单位征收的。
税草的征收也是以乡为单位的，ДX1282、ДX3127《沙州诸乡纳草人名目》虽残缺过甚，但从其残缺部分可知，这是敦煌诸乡缴纳税草的名单，且以乡为单位征收。
地子的征收，虽未见到直接的材料，但在有关地子的文书中，一般都在人名前先署乡名，如P·3214背“洪池乡百姓高加盈”，P·3155背“神沙乡百姓令狐贤威”、“神沙乡百姓僧令狐法性”、P·3501背 “平康乡百姓菜幸深”、P·3451“洪润乡百姓氾庆子”、S·3877“洪润乡百姓安力子”、P·3579“神沙乡百姓吴保住”等，由此推测，地子也是以乡为单位征收的。
从以乡为单位征收赋税，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即在唐后期五代归义军时期，乡作为一级基层政权组织，发挥着重要作用。和唐前期恰恰相反，虽然里仍然存在，但基本上成了虚设，乡成了名副其实的基层政权机构，乡官也取代了里正，负起了真正的责任。
这时候的乡官，已作为归义军政权所属的重要官职，出现在各种场合，如P·2049背《后唐同光三年（925）正月沙州净土寺直岁保护手下诸色入破历算会牒》（6）102行：
麦壹硕捌斗，郭乡官利润入。
295—296行：粟贰斗，冬料官斋看乡官用。
301—302行：粟壹斗，付寒苦春料官斋看乡官用。
345—346行：油壹胜，冬料官斋看乡官用。
376—377行：面贰斗，春料官斋看乡官用。
397行：面贰斗，冬料官斋看乡官用。
此为“从甲申年（924）正月壹日已后，至乙酉年（925）正月壹日已前，众僧就北院算会”的帐目。提到的官职除乡官外，还有都头、草场判官、指撝、判官、翟都衙、曹指撝及各种僧官。
P·2049背《后唐长兴二年（931）正月沙州净土寺直岁愿达手下诸色入破历算会牒》（7）168—169行：
麦肆斗，卧酒就仓看指撝及乡官众僧等用。
218—219行：粟壹斗伍胜，付本春官斋看乡官用。
224—225行：粟柒斗，卧酒看土门都头修造，乡官、众僧等用。
236—237行：粟贰斗，秋料官斋看乡官用。
238—239行：粟肆斗，卧酒就仓看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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