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六朝时期的水灾及救助 |
 |
时间：2009-7-24 13:52:48 来源：不详
|
|
|
《晋书·五行志上》）晋海西公太和六年六月，“丹杨、晋陵、吴郡、吴兴、临海五郡又大水”，使农作物严重受损，“稻稼荡没，黎庶饥馑”。[2]（《晋书·五行志上》）晋孝武帝时，局部地区水灾发生的频率依然较高。太元八年（383年）三月和太元十八年六月，“始兴、南康、庐陵大水，平地五丈”。这3个郡自上而下位于赣江流域，在春夏季节连续暴发洪水。长江也是水警不断。太元六年六月十五日，“扬、荆、江三州大水”。太元十九年、二十年的六七月份，“荆、徐二州大水，伤秋稼”，造成“连岁水旱，三方动，众人饥”[2]（《晋书·天文志下》）的惨象。水灾对农业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带来不利影响。其三，是集中在长江下游地区和濒海地区的水灾，以冲毁城市和淹死民众为特征。晋穆帝永和七年七月“涛水入石头，溺死者数百人”。[2]（《晋书·五行志上》）太和六年（371年）六月，“京师大水，平地数尺，浸及太庙”，并引起“朱雀大航缆断，三艘流入大江”。同年即简文帝咸安元年（371年）十二月，也发生“涛水入石头”之事，但未见损失记载。[2]（《晋书·五行志上》）晋孝武帝时江水冲入石头城的危害较为明显。太元十三年十二月，“涛水入石头，毁大桁，杀人”。太元十七年六月，再次发生类似事件。而在扬州永嘉郡（今温州市），因濒海“潮水涌起，近海四县人多死者”，[2]（《晋书·孝武帝纪》）与之同时，京口（今镇江市）西浦“亦涛入杀人”。其中最为严重的是晋安帝隆安三年（404年）五月长江“涛水入石头，漂杀人户”事件。[2]（《晋书·安帝纪》）史称“商旅方舟万计，漂败流断，骸胔相望。江左虽频有涛变，未有若斯之甚”。[2]（《晋书·五行志上》）足见此次损失之大。是后，义熙元年、二年、四年都曾有“涛水入石头”现象。沿江海地区因水上涌损毁城镇、淹死居民是这一地区水灾的特殊表现形式。
南朝水灾仍然以长江下游地区为甚。宋文帝在位30年，除元嘉五年（428年）六月京师大水外，其余是在元嘉十一年之后，共10次，平均2年一次。元嘉十二年六月，“丹阳、淮南、吴兴、义兴大水”，京师居民需乘船而行。[3]（《宋书·文帝纪》）因“民人饥馑”，引起粮价上涨，“吴义兴及吴郡之钱唐，升米三百”。[3]（《宋书·沈演之传》）因而又有“东土潦浸，民命棘矣”之说。[3]（《宋书·沈昙庆传》）《宋书·五行志四》云：“元嘉十九年、二十年，东诸郡大水。”中华书局校勘记云：“按东诸郡，谓会稽、东阳、临海、新安等郡。”并因水灾引起了“民大饥”。宋孝武帝孝建元年（454年）八月，“会稽大水，平地八尺”。大明元年（457年）五月，“吴兴、义兴大水”。四年“南徐、南兖州大水”。[3]（《宋书·五行志四》）昇明三年四月，“吴郡桐庐县暴风雷电，扬砂折木，水平地二丈，流漂居民”。[3]（《宋书·五行志一》）南齐长江下游地区的水灾状况，《南齐书·五行志》云：“建元二年，吴、吴兴、义兴三郡大水。二年夏，丹阳、吴二郡大水。四年，大水。永明五年夏，吴兴、义兴水雨伤稼。六年，吴兴、义兴二郡大水。建武二年冬，吴、晋陵二郡水雨伤稼。”这里对南齐遭受水灾的记述很全面，共有6次，平均3年一次。如建元四年（482年）五月因“顷水雨频降，潮流荐满，二岸居民，多所淹渍”。永明五年六月，“霖雨过度，水潦洊溢，京师居民，多离其弊”。
长江中游地区水灾是长江支流的洪水引起的。元嘉十八年五月，长江支流“沔水泛溢”。[3]（《宋书·文帝纪》）大明二年九月，“襄阳大水”。四年八月，“雍州大水”。[3]（《宋书·孝武帝纪》）元徽末，“襄阳大水，平地数丈，百姓资财皆漂没，襄阳虚耗”。[4]（《南齐书·张敬儿传》）顺帝昇明元年（477年）七月，“雍州大水，甚于关羽樊城时”。只是这些水灾的危害史书记载甚少。
京城建康因濒临长江也是水灾不断。见诸记载的有元嘉五年六月、十一年五月，十九年五月闰月、二十一年六月、二十九年五月，宋孝武帝大明元年正月、五年七月、八年八月，宋明帝太始二年六月，齐东昏侯永元元年七月和梁武帝天监六年八月、七年五月、十二年四月及中大通五年五月等年份的洪水灾害。有时水灾的危害还相当大，如南齐永元元年七月的洪水，“涛入石头，漂杀缘淮居民”。中大通五年（533年）五月的洪水使建康城内“御道通船”。洪水已经威胁到城市的公共交通和居民的安全。
综观六朝水灾状况，可以总结出以下特点：其一，水灾发生的时间，大多集中在每年的五至八月份长江流域的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