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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西汉前期刍、稿税制度的变化及其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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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4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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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的变化，也反映出二者的质量有一个由草料、禾秆到谷子、大麦等精饲料的变化过程。如果结合《齐民要术》卷六所载饲养大牲畜的经验来看，提高饲料质量的作法是确实存在的。《齐民要术》云：牲畜“饮食之节，食有三刍，饮有三时，何谓也？一曰恶刍，二曰中刍，三曰善刍”。什么叫善刍呢？《齐民要术》云：“剉草粗，虽是豆谷，亦不肥充”；如能“细剉无节，簁去土而食之者，令肥肥”。由此可见，“刍”的恶、中、善之分，一在于剉的粗细，二在于是否为豆、谷等高级饲料。《齐民要术》所云，为6世纪以前黄河流域的农、牧业生产经验； 且《汉书·尹归翁传》已有“豪强有论罪，输畜官，使斩莝”的规定，颜注曰：“莝，斩刍”，可见汉代确已重视提高饲料质量的情况。然则，西汉前期改变征收刍、稿税时计量办法的作法正同提高饲料的质量有关。而其所以恰恰在这时有此改变，则应同秦汉统治者重视马政和注意马匹饲养的需要有密切关系（详见拙文《秦汉的畜牧业》，待刊）。
上述六个方面的变化，构成了西汉前期的刍、稿税制度同秦时刍、稿税制度的巨大差别，反映出刍、稿税制度变化发展的阶段性和发展的趋向性。质言之，即在刍、稿税的征收对象方面，越来越向以户口为征收对象的方面发展；在征税数量方面，越来越向加重的方向发展，其中也包括提高刍、稿税征收物的优质化倾向与计量方式的变化；在征收办法方面，以刍折钱和以刍折稿制的出现，显示了折纳制日益取代实物缴纳制的发展方向。
明白了西汉前期刍、稿税制度的上述变化以后，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历史上所谓“文、景之治”的实况。
我们知道，司马迁写《史记》，盛赞文帝“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史记·孝文本纪赞》）；又概括指出：“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史记·孝景本纪赞》）自此之后，历代史家，无不盛赞“文景之治”，特别强调其“轻徭薄赋”，这时的中国大地，简直成了天上人间的乐土。但是，也有持另一种看法的旧史家，这便是东汉人荀悦。他在其《汉纪》卷8 中说：西汉前期的情况是“豪强之暴、酷于亡秦”；统治者“不正其本而务除租税，适足以资豪强”。这两种看法谁是谁非呢？过去支持荀悦之论者，往往以文、景二帝减轻田租只有利于田多的地主这一点去立论，给人以缺乏确证之盛。如果结合上述刍、稿税制度的重大变化正发生在文、景二帝时的事实，则“文景之治”的实质就可以获得进一步的说明。
据史书记载，文、景二帝确曾连续减轻田租。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 曾将惠帝、高后时已经减少到十五税一的田租率又临时性减少一半；十二年（公元前168年），又减少当年田租的一半；十三年（前167年），“除田之租税”，全部免去田租；景帝元、二年间（公元前156—前155年），正式确立了三十税一的田租率，直到东汉，无有变化（参见拙著《秦汉史论集》第61页）。此外，文帝“偃武修文……民赋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汉书·贾捐之传》），又“赐民爵”、出宫人、减膳食、罢苑囿、省舆马、除苛法、去肉刑、赦刑徒、免官奴婢为庶人等（详见《汉书·文帝纪》、《景帝纪》及《贾山传》等），不一而足，景帝还把服役者的起役年龄从十五周岁提高到二十周岁（《汉书·景帝纪》，参阅拙著《云梦秦简初探（增订本）》第16页—25页）。所有这一些，就给人以文、景二帝时期实行了“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政策的印象，从而导致了“文景之治”。上述这些，除“民赋四十”为虚美之辞外（详见拙作《从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简牍看汉代的口钱、算赋制度》一文，刊《文史》第二十辑），其余都是事实，只是应作阶级分析而已。如“赐民爵”是为了欺骗农民从事生产，农民并不能因此而免役（参阅拙著《秦汉史论集》中的《论两汉赐爵制度的历史演变》一文）；减轻田租，获利者主要是地主；“去肉刑”而代以笞刑，反而多死于杖下者，古人已有论述。故文、景二帝的这一系列措施，给当时劳动人民带来的好处确是十分有限的。何况史书还说“孝文皇帝……务劝农桑，帅以常俭，民始充实，未有并兼之害，故不为民田及奴婢为限”；而事实上到武帝时，已是“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迫使董仲舒提出了“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均见《汉书·食货志》）的主张。可见西汉地主阶级的疯狂兼并和虐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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