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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汉文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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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4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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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汉书》卷3《高后纪》却谓同时封王者除吕台外，还有吕产、吕禄及吕台之子吕通共四人，与《史记》异；又《汉书·外戚·高祖吕皇后传》载此事作“遂立周吕侯子台为吕王，公台弟产为梁王，建城侯释之子禄为赵王，台子通为燕王，又封诸吕六人为列侯。追尊父吕公为吕宣王，兄周吕侯为悼武王”，与《史记》亦不同，注之以存疑。）。吕后二年十一月，吕台死，随而立其子吕嘉为王。吕后四年，又封其妹吕媭为临光侯，吕他为俞侯，吕更始为赘其侯，吕忿为吕城侯。吕后六年十月，以吕嘉“居处骄恣，废之”，另立吕台之弟兄产为吕王。吕后七年二月，吕后以吕产为梁王，又以其妹吕媭之女妻营陵侯刘泽，因为刘泽当时为大将军，吕后恐其死后“刘将军为害，乃以刘泽为琅邪王，以慰其心”[10]，吕媭要以女妻之，更有拉笼刘氏宗亲之意。《汉书·高后纪》谓高后七年正月后，“以梁王吕产为相国，赵王禄为上将军”（注：《史记》卷9《吕太后本纪》作吕后八年七月，“吕后病危，乃令赵王吕禄为上将军，军北军，吕王吕产居南军。”与《汉书》不同。），可见，此时诸吕势力已由控制兵权进入了控制政权。及吕后八年七月病危之时，因自知违背了刘邦“非刘氏王者，天下共击之”的原则，心知“大臣弗平”，因而告诫吕产、吕禄二人曰：“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为变。必据兵卫宫，慎勿送丧，毋为人所制。”[10]在这样的形势下，诸吕叛乱，已属箭在弦上。经过吕后的精心安排，不仅中央军政大权已落入诸吕之手；拥有部分军权的刘泽与宗亲刘章，又被吕后以媾姻纽带捆住了手脚；吕后所立少帝及其他诸王，又非惠帝儿子；中央政权中其他官吏、宗亲敢于反抗吕后者如王陵、赵王友等，或被处死，或被驱逐；复有审食其这样的人专司监视反对者的活动。一旦诸吕发动叛乱，要夺取刘氏政权，几乎已成定局。作为刘氏宗亲的刘恒，平时远处代地，毫不熟悉宫中内幕。因此，他只有等待命运对他的裁判，更不会产生被迎立为皇的美梦。
然而，刘恒连作梦也没有想到过的事终于发生了。这就是陈平、周勃等人以惊人的胆量与智慧迅速铲平了诸吕势力，并且决定迎立代王刘恒为皇帝。而且他们的这一决定，是经过以陈平、周勃为首的大臣和刘氏宗亲仔细研究以后作出的。原因在于代王刘恒符合他们反复权衡的条件，是一个便于他们控制的理想的皇位继承人。
我们知道，代王刘恒本为汉高祖刘邦八子中的第四子。在他的哥哥惠帝刘盈死后且无儿子作为合法继承人的情况下，他自然具备入选为继承人的血统关系。他被封于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消灭了陈豨之后，至吕后死时，已为代王十七年之久，也具备了为政的经验，且在为代王期间表现出“仁孝宽厚”，这无疑又为他作为被迎立对象增添了砝码。刘恒在当时的刘邦诸子中，又是“最长”者，自然更有被迎立的条件。然而，陈平、周勃等人并没有立即决定迎立刘恒为帝。他们首先考虑的是不能在吕后所立“少帝”及梁王、淮阳王、常山王中挑选，因为这些人都非惠帝子，吕后之所以立之为少帝及封王，目的在于“以强吕氏”。当他们已经“夷灭诸吕”之后，如果在这些人中挑选皇帝，则“吾属无类矣”[10]。其次，他们也曾考虑立齐悼王之適子齐王，因为他系高祖长孙，在血统上符合条件，但其母家驷钧，“恶人也”，“即立齐王，则复为吕氏”[10]，意即立齐王不便于控制，且有再度出现诸吕之乱的可能，故不可。再次，也考虑过“立淮南王”为帝，但有人以其年少，“母家又恶”[10]，也遭否定。最后才考虑到代王刘恒，除了上述诸条件符合外，还有“太后家薄氏谨良”[10]，易于控制，加上刘氏宗亲朱虚侯刘章与琅邪王刘泽都极力拥戴代王刘恒为帝，因而共同作出了决定：即迎立代王刘恒为帝。
正因为刘恒是在刚刚平定了诸吕之乱后登上帝位的，也是在获得了诸大臣和刘氏宗族的全力拥戴下为帝的，加上他被迎立前后的既恐惧、又惊喜的复杂心态，就决定了他即位之后必须有深入清除诸吕残余势力和重用与依靠刘邦时期的老臣、宿将及刘氏宗族的政治倾向性。前者在于清除隐患、稳定政局和安定民心；后者在于安抚和报偿有功者，藉以重建刘氏宗亲的优势地位。
事实证明，汉文帝即位之后，果真迫不及待地着手清除诸吕残余势力。他即位的当天，即派灌婴与东牟侯刘兴居清除宫殿；随即杀死吕后所立少帝刘弘及吕后所封梁王、淮阳王与常山王；接着，文帝正式入居未央宫，以庄严的即位典礼昭告天下；当日夜，又拜原代国中尉“宋昌为卫将军，领南北军”，拜原代国郎中令“张武为郎中令，行殿中”[8]，意在重用亲信控制中央禁卫军和严格宫内保卫。与此同时，文帝“还坐前殿，下诏曰：‘制诏丞相、太尉、御史大夫：间者诸吕用事擅权，谋为大逆，欲危刘氏宗庙，赖将相列侯宗室大臣诛之，皆伏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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