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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汉文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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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4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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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元六年四月，“令诸侯无入贡。弛山泽。减诸服御。损郎吏员。发仓庚以振民。民得卖爵。”所谓“民得卖爵”，即文帝允许百姓将官府奖励他们从事农耕所赐给的“民爵”出卖给无爵者。
此外，《汉书》卷64《贾捐之传》论文帝时，“丁男三年而一事”，即把丁男每年应服的一月“更役”，减少为每三年服一月更役。《汉书》卷51《贾山传》在其《至言》中，用汉文帝的改革措施同秦的暴政作对比时说：“陛下即位，亲自勉以厚天下，损食膳，不听乐，减外徭、卫卒，止岁贡；省厩马以赋县传，去诸苑以赋农夫，出帛十万余匹以振贫民；礼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赐天下男子爵……亡不被泽者；赦罪人，怜其亡发，赐之巾，怜其衣赭书其背，父子兄弟相见也而赐之衣。平狱缓刑，天下莫不悦喜。”除贾山所反对的“除铸钱令”等措施外，他几乎对文帝的改革措施作了一个总结。
文帝时，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表现在农业方面，除了家庭手工业与农业相结合的个体小农经济获得了发展之外，还出现了专门种植经济作物而致富的单一经济经营户，正如司马迁在其《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说：在武帝之前，早已出现了许多拥有“千树枣”、“千树栗”、“千树楸”、“千亩漆”、“千亩巵茜”和“千畦薑韮”的单一经济作物经营者，其中无疑包括文帝时期。随着单一经济作物经营者的出现，全国各地的农副产品也形成了地区分布的特征，如齐地“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彩布帛鱼盐”；鲁地“颇有桑麻之业”；越、楚之地，也“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燕代之地，善“田畜而事蚕”；渤海与碣石这些地区，也有“鱼盐枣栗之饶”；巴蜀地区，“亦沃野，地饶巵、薑、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12]。这些不同地区产品特色的形成，必萌始于文帝时期。由于各地区桑麻种植与养蚕业的盛行，就为纺织业的发展准备了条件。仅以1972年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西汉前期的纺织品来说，就有绢、纱、绮、锦、刺绣与麻布等多种丝麻织品；在这些丝麻织品之上，还饰以各种动物、云纹、卷草及人物等花纹，其色彩之鲜艳，织、绣之精美，达到了巧夺天工的程度[13]，这难道不说明包括文帝时期在内的西汉前期的纺织手工业的高度发展状况吗？
至于“千亩漆”的经营者的兴起，无疑是漆器制造业兴起后的产物。反过来，它又会推动漆器制造的发展。上述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五百余件包括食器、沐器、酒器和装饰性器皿的漆器，就是以反映出包括文帝时期在内的西汉前期漆器制造业的发达水平。
西汉前期新产生的大冶铁业主，则更是文帝实行弛山泽之禁、除关津检查制度和允许自由冶铸政策的直接产物。如吴王刘濞，就是在文帝时期“即山铸钱，富埒天子”的人物；大夫邓通，亦于文帝时“铸钱财过王者”，出现了“吴、邓氏钱布天下”状况[9]。故文帝的改革措施，直接导致了西汉前期冶铁与铸币业的发展，从而出现了“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12]的工商业兴盛发达的局面。 三
决定汉文帝的所作所为和政治倾向的因素，还有诸吕之乱给他带来的巨大影响，这是更贴近汉文帝的历史条件。
我们知道，吕后称制期间，对于扶植诸吕势力作出了一系列精心安排。早在刘邦时期，因为“吕后为人刚毅”，又曾“佐高祖定天下”，故得干预朝政，刘邦“所诛大臣多吕后力”，且得用其二兄“皆为将”。其长兄周吕侯吕泽死后，又“封其子吕台为郦侯，子产为交侯，次兄吕释之为建成侯”[10]，可见早在刘邦时期吕后就已开始扶植吕氏势力。及惠帝在位时期，一切受制于吕后，诸吕势力得以进一步巩固。公元前188年，惠帝死，吕后哭而不哀，因忧诸吕势力还不足以控制朝政。于是通过陈平之请而立即“拜吕台、吕产、吕禄为将，将兵居南北军，及诸吕皆入宫，居中用事”，吕后始安[10]，原因在于吕氏家族控制了整个中央禁卫军的兵权。吕后称制后，扶植诸吕势力的步伐更加快了。吕后元年（公元前187年），吕后追封其父吕公为宣王、兄吕泽为悼武王，为封吕台、吕产等封王造舆论；与此同时，又重用其所幸者审食其为左丞相，“令监宫中，如郎中令”[10]，用以监视刘氏宗亲；同年四月，又封齐悼惠王之子刘章为朱虚侯，并“以吕禄之女妻之”，并封吕种为沛侯，吕平为扶柳侯。[9]其所以以吕禄女妻刘章，是企图以姻亲关系分化刘氏宗亲。与此同时，又立所谓惠帝之子刘彊为淮阳王、刘不疑为常山王、刘弘为襄城侯、刘朝为轵侯和刘武为壶关侯[10]，藉以削弱真正的刘氏宗亲势力。不久，就正式立吕台等人为王（注：关于立诸吕为王一事，《史记》卷9《吕太后本记》只载吕台一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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