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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生与送死：汉代家庭的生活消费（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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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5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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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厚葬，显然是与贫苦农民无缘的。汉代一些政治家和思想家在抨击厚葬风气时所说的"贫者欲及"，"贫者殚财"的"贫者"，大抵家境虽不富裕，总还要有一定的资产，而不可能是饥寒交迫的贫苦农民。汉代的贫富是以家资为根据的。"中家"的家资标准是"十金"，即十万钱。家訾不满万钱的，即可称贫。贡禹上书元帝说："臣禹年老贫穷，家訾不满万钱，妻子糠豆不赡，裋褐不完。有田百三十亩，陛下过意征臣，臣卖田百亩以供车马"(《汉书·贡禹传》)。贡禹有田一百三十亩，已超过一般农民通常占有的土地面积，但因为家资不满万钱，也就可以自称贫穷。据此，汉代那些慕效厚葬的"贫者"，至少也是一些可以温饱的编户齐民。
王充虽然未能揭示厚葬的社会根源，但他指出汉代厚葬的风气与孝道的观念有关，这个意见却是很有见地的。王充说，"死人之议，狐疑未定，孝子之计，从其重者。"当人们"不明死无知之实"时，为了表示对父母的孝心，就不惜"空家以送终" (《论衡·薄葬篇》)。本文一开始曾指出，中国古代是一个以家庭为本位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很自然形成一种观念：对父母的孝敬不仅要表现在"养生"上，也要表现在"送死"上。"养生"和"送死"，由此成为家庭消费的两大项目。在汉代，由于封建统治者的提倡，孝道不仅是判断一个人品行的道德标准，甚至是决定他仕途的政治标准，许多人为了获取"孝子"的美誉，尽管父母生时不能尽心奉养，死后也要厚葬以夸饰自己的孝行。正如《盐铁论·散不足》所说："今生不能致其爱敬，死以奢侈相高，虽无哀戚之心，而厚葬重币者，则称以为孝，显名立于世，光荣着于俗。"这种厚葬风气，其实正是封建纲纪伦常虚伪性的一种表现。 四、"养生"与"送死"的社会保障
汉代的家庭是"养生"和"送死"消费的基本单位，但这并不意味着"养生"和"送死"完全是个体家庭自己的事情。中国封建社会的全部社会关系，都带有封建伦常的色彩。当有的家庭连"养生"和"送死"最起码的消费都无法承担时，它的宗亲和封建国家都有责任予以救济。这种救济从一定意义上说来，乃是中国古代"养生"与"送死"的一种社会保障。
如前所说，汉代的家庭结构一般为两代或三代。同一父家长的子孙，只要在五服之内，不论是同居共财或分居别财，都属同一家族的成员。在文献记载上，家族有时也称为宗族，但一般说来，宗族的范围比家族大，可以包括自高祖至玄孙的九族的成员，因此有的宗族人数可达数百家。《礼记·大传》说："四世而缌，服之穷也。五世袒免，杀同姓也。六世亲属竭矣。"超出五服范围的同宗亲属，比起家族成员来，血缘关系已经疏远了。但是正如《白虎通义·宗族》所说："族者何也?族者凑也，聚也，谓恩爱相流凑也。生相亲爱，死相哀痛，有会聚之道，故谓之族。"只要是同宗族的成员，就有一层"生相亲爱，死相哀痛"的关系。
按照"异居而同财，有余则归之宗，不足则资之宗" (《仪礼·丧服·子夏传》)的古老传统，家族成员之间有互通有无的义务。汉代兄弟之间因争家产而涉讼的事例虽不乏见，但这种事情通常都要受到舆论乃至官府的谴责。与此同时，家族成员互相让财的例子也不少。卜式"有少弟，弟壮，式脱身出，独取畜羊百余，田宅财物尽与弟。"十余年后，"弟尽破其产，式辄复分与弟者数矣" (《汉书·卜式传》)。郭昌"让田宅财产数百万与异母弟。"(《后汉书》10a／10a)o樊梵"悉推财物二千余万与孤兄子" (《后汉书》32／22)。张堪"让先父余财数百万与兄子" (《后汉书》3l／21)。郑均"养孤兄子甚笃，已冠娶，出令别居，并门。尽推财与之，使得一尊其母，然后随护视振给之" (《后汉书》2717注引《东观记》)。薛包"弟子求分财异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财"，"奴婢引其老者""田庐取其荒顿者"，"器物取朽败者"，"弟子数破其产，辄复赈给" (《后汉书·刘平等列传序》)。韩棱"推先父余财数百万与从昆弟" (《后汉书·韩棱列传》)。按照习俗，兄长对于诸弟，叔伯对于子侄，在让财和赡养方面负有更多的责任。<风俗通义·过誉)记"汝南戴幼起，三年服竟，让财与兄"，应劭对此评论说："凡让财者，类与子弟，子弟尚幼，恩情注，希有与兄。"又说： "凡同居，上也：通有无，次也：让，其下耳。"
按照古老的传统，对于血缘关系比较疏远的族人，同样也有收养和赈济的责任。《管子·问篇》说："问独夫寡妇孤寡疾病者几何人也，问国之弃人何族之子弟也，问乡之良家其所收养者几何人矣"；"问乡之贫人何族之别也，问宗子之收昆弟者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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