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养生与送死：汉代家庭的生活消费（2） |
 |
时间：2009-7-24 13:52:50 来源：不详
|
|
|
以贫从昆弟者几何家。"春秋战国时代，由于私有制的发展，加速了各个宗族内部的贫富分化，一些"宗子"和"良家"不得不收养同族的穷人和鳏寡孤独。到了汉代，这种传统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四民月令》在记述农事安排的同时，特别提到春天要"振赡穷乏，务施九族，自亲者始。无或蕴财，忍人之穷。"到了秋冬之际，要"存问九族孤寡老病不能自存者，分厚彻重，以救其寒"；"同宗有贫窦久丧不堪葬者，则纠合宗人，共与举之。"史书上有关这种赈济穷困族人的事例很多，如："[杨]恽受父财五百万，及身封侯，皆以分宗族" (《汉书·杨恽传》)。"[郇]越散其先人訾千余万，以分施九族州里" (《汉书·王贡两龚鲍传》)。"[朱邑]身为列卿，居处俭节，禄赐以共九族乡党，家亡余财" (《汉书·循吏传》)。" (宣秉)所得禄奉，辄以收养亲族。其孤弱者，分与田地，自无担石之储"(《后汉书》27／17)。"[任隗]所得奉秩，常以赈恤宗族，收养孤寡" (《后汉书》21／11)。"[种暠]父为定陶令，有财三千万。父卒，暠悉以赈恤宗族及邑里之贫者"((后汉书·种嵩列传))。"[廖扶]知岁荒，乃聚谷数千斛，悉用给宗族姻亲，又敛葬遭疫死亡不能自收者" (《后汉书·方术列传》)。对族人的赈济和赡养，是基于血缘关系的一种天然义务。《风俗通义·过誉》说戴幼起让财与兄之后，"将妻子出客舍中住，官池田以耕种。"应劭对此很不以为然，理由是"宗家犹有赢田舍，田可首粥力耳，何必官池客舍。"在他看来，戴幼起让财之后，倘若生活发生困难，完全可以靠宗族多余的田庐过日子，何必耕种官田住客舍?可见当时人认为依靠宗族解决生活困难，乃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即使是一些不务正业而穷困潦倒的族人，宗族对他也不能不加以照顾。《隶释》卷十五《金广延母徐氏纪产碑》记载，徐氏次子雍直分家之后，把家产挥霍一空，负债出走，结果就是"依附宗家"才得以糊口的。
汉代的一些豪强地主，大都是强宗大族的头面人物。他们的依附农民有不少就是贫苦的族人。这些强宗豪右往往利用对族人"养生"、"送死"的关怀，来维系宗族的团结，树立自己在宗族内部的权威地位。在温情脉脉的宗法关系的掩盖下，贫苦族人不仅有义务为他们服役，还常常成为他们横行乡里的工具。如景帝时，"济南瞷氏宗人三百余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 (《汉书·酷吏传》)；宣帝时，颖川"郡大姓原、褚宗族横恣，宾客犯为盗贼，前二千石莫能禽制" (《后汉书·赵广汉列传》)。有的豪强利用赡养鳏寡孤独的古老传统，还居心叵测地侵吞孤弱族人的财产。如周党"家产千金，少孤，为宗人所养，而遇之不以理。及长，又不还其财。党诣乡县讼，主乃归之" (《后汉书》83／73)。
封建国家对于编户齐民的"养生"和"送死"负有关怀的责任，也来源于古老的传统。《周礼·地官·大司徒》"以保息六养万民，一日慈幼，二日养老，三日振穷，四日恤贫，五日宽疾，六日安富。"这六项养民措施，可以说是国家在安排社会生活、稳定社会秩序方面之职能的一种体现．汉代有养老的制度。《续汉书·礼仪志》 ："仲秋之月，县道皆案户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玉杖，铺之糜粥。"汉文帝元年诏曰："今岁首，不时使人存问长老，又无布帛酒肉之赐，将何以佐天下子孙孝养其亲?今闻吏禀当受鬻者，或以陈粟，岂称养老之意哉!具为令。"根据文帝的旨意，"有司请令县道，年八十已上，赐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已上，叉赐帛人二疋，絮三斤"(《汉书·文帝纪》)。武帝元狩四年，关东水灾，民多饥乏，"于是天子遣使虚郡国仓廪以振贫。犹不足，又募豪富人相假贷。尚不能相救，乃徒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衣食皆仰给于县官" (《汉书·食货志》)。东汉皇帝多次赐鳏、寡、孤、独、笃癃及贫不能自存者粟，每次或人三斛，或人五斛。对于贫困无以葬者，国家通常也要加以抚恤。如前引哀帝赐河南、颖川灾民死者棺钱，人三千，安帝赐京师贫无以葬者人五千。叉如桓帝建和三年，以"京师厮舍死者相枕，郡县阡陌处处有之"，诏令"其有家属而贫无以葬者，给直，人三千，丧主布三匹；若无亲属，可以宫壖地葬之，表识姓名，为设祠祭" (《后汉书·桓帝纪》)。
汉代一些所谓循吏，其政绩主要就是劝课农桑和安排好人民的生活。如龚遂为渤海太守，"劝民务农桑，令口种一树榆，百本薤、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鸡"，同时还"开仓廪假贫民"，使民得以安居乐业(《汉书·循吏传》)。黄霸为颖川太守，"使邮亭乡官皆畜鸡豚，以赡鳏寡贫穷者"，"鳏寡孤独有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