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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贩运贸易论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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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5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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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象，也隐藏着严重的社会问题。
汉武帝在位之时，存在着复杂的社会问题和民族矛盾。为了从财政上支持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当时采取了盐铁官营、算缗告缗、均衡平准、谪发商贾等一系列措施，并规定：“商贾人轺车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②⑩]，加重对商人车船的税收。这种强化官营，打击私商的工商政策，使汉兴以来迅猛发展的私营贩运贸易，遭到抑制和打击，也使整个商品经济进入了一个间歇期。不过，从一些材料看，在西北边郡，商人勾结官吏，囤积贩卖，贱收贵鬻而牟取暴利者仍有。如据汉简：“同安粜粟四千石，请告入县官贵平贾（价）石六钱，得利二万四千，又使从吏高等持书请安二听入……”[②①]。意思是说，同安其人，趁市场缺粮时，粜粟四千石，以高于平价每石六钱的价格出售，获取暴利二万四千钱。而且同安进行如此大宗的投机贩卖，只需与官方打一声招呼即可。于此说明，当时尽管实行“平准”政策，然贩运商通过与官吏勾结，对政府的法律并未完全遵守，私贩仍存。但从总体上说，武帝时期的私营贩运贸易乃不如西汉前期，其经济实力也明显衰落。
昭、宣之世，特别是西汉后期，由于废除了缗钱税和其他律外苛征，私营工商复苏，贩运贸易又开始活跃。所谓“商贾求利，东西南北，各用智巧”，“民弃本逐末”[②②]。当时也涌现出一大批新的富商大贾、贩运商人。这除了杜陵樊嘉、茂陵挚网、平陵如氏、苴氏及张长叔、薛子仲等外，突出的还有成都罗裒，他既坐贾京师，又往来于巴、蜀经商，“数年间致千余万”[②③]。杨恽罢官之后，也从事贩运贸易，“籴贱贩贵，逐什一之利”[②④]。“其余郡国富民，兼业专利，以货赂自行，取重于乡里者，不可胜数”[②⑤]。故贡禹曾经提议：“近臣自诸曹侍中以上，家亡得私贩卖，与民争利”[②⑥]。可见，当时从事贩运商业的情况已较为普遍，且成为势不可挡。王莽代汉后，尽管实行“五均、六管政策，试图再次打击商人，但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任用商人理财而失败，私营贩运贸易仍在继续向前发展。
东汉政权是在豪商地主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其间政府没有直接提出过明确的抑商政策，光武帝当政时，桓谭曾经提出过“禁民二业”的主张，然最终未能贯彻执行。因东汉对工商业采取放任、保护态度，故贩运贸易以更为通畅的势头得到发展。当时从事贩运商业的人相当广泛。例如：吴汉早年，曾“以贩马为业，往来燕、蓟间”[②⑦]。朱俊“少孤，母尝贩缯为业”[②⑧]。第五伦因“久宦不达，遂将家属客居河东，变名姓，自称王伯齐，载盐往来太原、上党”贩卖[②⑨]。崔实自父亲死后，乃“以酤酿贩鬻为业”[③⑩]。中山大商人张世平、苏双等，“赀累千金，贩马周旋于涿郡”[③①]。故王符说：当时“举俗舍本农，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务本者少，浮食者众”。[③②]这种商业、贩运贸易的发展，形成“车船贩贾，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③③]的繁荣局面。在交通条件不甚优越的北境道上，乌桓入侵云中，一次即“遮截道上商贾车牛千余两”[③④]，于此可见一般。这也表明，尽管东汉一度实物货币复兴，然私营贩运贸易仍是当时商业活动的最基本形态。
综上所述，汉代贩运贸易发展的趋势，大体上可以这样概括：从贩运的商品内容看，由主要贩运各地名贵珍品，发展到大量贩运盐铁、马匹等民间生活、生产必需品，种类逐渐增多；贩运商的成份，由六国迁虏、旧贵族后裔、民间自由商人，逐渐发展到地主、官僚等各色人物，其地主化的倾向日益明显，且官、商结合；贩运贸易的形式，既有个体经营，也有合伙进行，并形成一定制度；再从时间上看，私营贩运贸易除汉武帝时受到较大抑制外，于西汉前、后期及整个东汉基本上皆处于发展势态。汉代贩运贸易之所以能得到发展，究其原因殊多，但这与当时的工商政策、交通条件及地区性商品生产的发展不平衡等密切相关。
二、贩运贸易的经营范围和利润
商业的经营范围，各个时期不一，贩运贸易亦然。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受交通运输条件的限制，它通常不是贩卖体积笨重、单位价值不高的生活必需品，而主要是供统治者需要的昂贵奇珍或奢侈品。
贩运贸易经营奢侈品的情况，秦汉时期仍在继续。据李斯《谏逐客书》，当时各地汇集于秦的“珍宝”多种多样：有昆山之玉，明月之珠，太阿之剑，纤离之马，翠风之旗，灵龟之鼓，夜光之璧，犀象之器，江南金锡，西蜀丹青，宛珠之簪，传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等。[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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