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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货币制度和货币流通浅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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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5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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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中叶以后，这种方法由民间交易开始使用，是解决通货紧缩的一种应急变通手段。唐王朝最初对此是禁止的。贞元九年（793）三月，德宗颁《禁欠陌钱敕》，规定“陌内欠钱，法当禁断”，并命“自今已后，有因交关用欠陌钱者，宜但令本行头及居停主人、牙人等检察送官，如有容隐，兼许卖物领钱人纠告，其行头、主人、牙人重加科罪”。[37] 宪宗元和四年（809），重申贞元九年之制，“京师用钱缗少二十及有铅锡钱者，捕之”。[38] 但是屡禁不止，到穆宗长庆元年（821），不得不承认除陌为合法。是年九月，穆宗颁《定钱陌敕》，云：“泉货之义，所贵通流。如闻比来用钱，所在除陌不一，与其禁人之必犯，未若从俗之所宜，交易往来，务令可守，其内外公私给用钱，从今以后，宜每贯一例，除垫八十文，以九百二十文成贯，不得更有加除及陌内欠少。”[39] 便换亦称飞钱，大概产生于宪宗时。《新唐书》卷54《食货志四》载宪宗元和初年，“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是商人与地方藩镇州府及诸军诸使间的一种钱币信用汇兑，是为解决钱币长途运输困难由商人发明的，有助于解决通货紧缩问题。唐王朝对此最初亦行禁断之策。元和六年（811）二月，宪宗敕令“茶商等公私便换见钱，并须禁断”。[40] 但引起了严重的钱币积藏。次年五月，准盐铁、户部、度支三司使之请，出台了允许商人到三司便换，每便换千钱加饶官中百钱，同时禁断其他一切变换的政策，试图由三司垄断便换行业。这一政策因其不公平遭到了商人的普遍抵制，同年七月，只好改行“与商人敌贯而易之”的等额便换政策，[41] 后来，便换制一直被沿用。
三
以上诸项措施，学界一般认为是唐王朝为解决钱重物轻（钱荒）的实际问题而采取的对策。实际上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背后，更深的是以维护钱帛兼行的货币制度为根本目的。这些措施的着重点有二：一是强调钱与帛均为法币，维护货币制度本身，二是试图理顺货币流通渠道，加强对货币流通的管理。总体上是依靠国家政权，运用法律、财政、行政的多种手段强力推行，表现出政治权力对货币制度和货币流通的强制及干预。这些强制和干预尽力维护了钱帛兼行的货币制度和货币流通的秩序。不过，由于维护的是一种对于商品经济发展来说已经落后了的货币制度，所以效果并不理想，并不能令政府满意。穆宗时元稹即指出，“窃见元和以来，初有公私器用禁铜之令，次有交易钱帛兼行之法，近有积钱不得过数之限，每更守尹，则必有用钱不得加除之牓，然而铜器备列于公私，钱帛不兼于买卖，积钱不出于墙垣，欺滥遍行于市井”。[42] 可见已是有令难行，有禁难止。但唐王朝一味坚持钱帛兼行，不肯变革，于是商品经济不断发展与落后的货币制度之间的矛盾——作为政府意志与经济自然法则之间矛盾的体现——不仅不可能解决，反而日趋激化，既成为唐王朝不能较好解决钱荒问题的主要症结，也极大地限制阻碍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上一页 [1] [2] [3]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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