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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货币制度和货币流通浅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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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5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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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以金为上币铜为下币的历史经验，及时起用贵金属金银作为主币，以铜钱作为辅币，改行金银与铜钱相结合的主辅币的货币制度，是适应商品经济发展要求的最好的办法。但是，由于错误落后的货币思想的影响，唐代统治阶级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没有主动地调整货币制度，而是采取了极力维护钱帛兼行制度的多种措施，结果商品经济不断发展对良好的货币流通的客观要求得不到满足，与落后的货币制度间的冲突日趋激化，成为中唐以后，特别是两税法实行以后社会发展中长期存在的一大矛盾，突出表现为钱重物轻即所谓“钱荒”问题的不断恶化。
二
唐王朝是以法律、财政、行政等的综合手段来极力维护钱帛兼行的货币制度的。为了叙述的条理性，可从以下几个方面以概其要。
其一，力保绢帛的货币地位，法定绢帛等实物与铜钱兼作货币，并鼓励优先使用实物货币 。开元二十年（732）九月，玄宗颁《令钱货兼用制》，云：“绫罗绢布杂货等，交易皆合通用。如闻市肆必须见钱，深非道理，自今以后，与钱货兼用，违者准法罪之。”[4] 开元二十二年（734）十月，玄宗再颁《命钱物兼用敕》，规定：“货币兼通，将以利用，而布帛为本，钱刀是末，贱本贵末，为弊则深，法教之间，宜有变革。自今以后，所有庄宅口马交易，并先用绢布绫罗丝绵等，其余市买至一千以上，亦令钱物兼用，违者科罪。”[5] 贞元二十年（804），德宗“命市井交易，绫罗绢布杂货与钱兼用”。[6] 元和六年（811）二月，宪宗制曰：“公私交易，十贯钱以上，即须兼用疋段，委度支盐铁使及京兆尹即具作分数，条流闻奏。”[7] 太和四年（830），文宗诏令：“凡交易百缗以上者，匹帛米粟居半。河南府、扬州、江陵府以都会之剧，约束如京师。”[8] 明确规定钱物兼用，物优钱先。除这些强制性的法律规定外，唐王朝还运用财政办法维持绢帛等实物的货币职能，防止其作为货币而贬值。如开元六年（718），“出太府钱五万贯，分于南北二市，平价买百姓间所卖之物堪贮掌官须者”。[9] 又如元和八年（813）四月，宪宗颁敕“以钱重物轻，出内库钱五十万贯，令两市收市布帛，每端匹估加十之一”。[10] 元和十二年（817），宪宗又颁《平泉货敕》，内云：“近缯帛转贱，公私俱弊，宜出见钱五十万贯，令京兆府拣择要便处开场，依市价交易，选清强官吏，切加勾当，仍各委本司先作处置，条件闻奏，必使事堪经久，法可通行。”[11] 用政府购买的方法来调节市场绢帛供需，保持绢帛价格。力度更大的是，唐后期还出台实施了“虚实估”的物价政策，确定绢帛等实物的“虚估”，力图提高它们的市场价格，竭力维护其货币职能和货币地位。
其二，确保官营铸币的垄断地位。唐王朝对此最为重视，举措最多。一是制定了铸币官营、私铸非法的法律，严厉打击私铸滥铸，通过货币立法，规定铸币权乃国之特权，不准私人染指。与之配套的还制定了禁断私自买卖铸币材料、禁断铸造铜器及禁断恶钱等的多项法令，全力保障币制统一，保障官营铸币不受侵害。其详见前文唐代铸币的政策及经管部分。二是运用财政手段收取恶钱。这是对不能完全禁断私铸滥铸的补救措施。如高宗“显庆五年九月，敕以恶钱转多，令所在官为市取，以五恶钱酬一好钱”，由于“百姓以恶钱价贱，私自藏之，以侯官禁之驰，高宗又令以好钱一文买恶钱两文”，[12] 加大收取力度。到仪凤四年（679）四月，高宗又“令东都出远年糙米及粟，就市给粜，斗别纳恶钱百文。其恶钱令少府、司农相知，即令铸破。其厚重径合斤两者，任将行用”。[13] 到开元七年（719）二月，玄宗“敕太府及府县出粟十五万旦粜之，以敛人间恶钱，送少府销毁”。[14] 开元八年（720）六月，又颁《官收恶钱诏》，针对收市恶钱不彻底的情况，要求“须抬估价，百姓情愿出恶钱一千文，计秤满六斤，即官以好钱三百文博取，无好钱处，依特估折布绢杂物，每季终，各令随近送纳铸钱，仍申主者堪会”。[15] 天宝十一载（752）二月，从宰相李林甫之议，再颁《令所司收换恶钱敕》，“命有司出粟帛及库钱数十万缗于两市易恶钱……期一月，不输官者罪之”。[16]
其三，保持铜钱的流通数量。唐王朝对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认识较为明确，认为流通中货币数量的多少与货币购买力成正比，与物价成反比，持传统的机械的货币数量说。为保持流通中必要的货币数量，唐王朝采取了五项主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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