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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授田制度与田税征收方式新论——对张家山汉简的初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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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0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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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假母欲分蘖子、假子田以为户者，皆许之。（注：《张家山汉墓竹简》，第178～179页。）
这实际上是协商继承，“诸后”欲析产分居者，无论是动产如奴婢、牲畜，还是不动产如土地，只要彼此同意，官府都是允许的，在户籍上注明就行了。被继承人若立遗嘱，则由官府主持，按法定程序进行。《户律》：
民欲先令相分田宅、奴婢、财物，乡部啬夫身听先令，皆参办券书之，辄上如户籍。有争者以券书从事；毋券书，毋听。所分田宅，不为户，得有之，至八月书户。留难先令、弗为券书，罚金一两。（注：《张家山汉墓竹简》，第178页。）
“先令”即遗嘱，是在乡部啬夫等基层官吏的参与和主持下建立的，写在可分为三份的券书上（即“参半券书”），立遗嘱人自留一份，乡和县各藏一份如户籍，以防止篡改。家产分割如有争执则按遗嘱执行；没有遗嘱者，不予理会。所分田宅无论是否立户，均归其所有，还没有单独立户的到八月再行立户手续。如果乡部啬夫“留难先令、弗为券书”，则“罚金一两”。江苏仪征胥浦西汉墓曾出土平帝元始年间关于土地继承的“先令”券书一件，说明上述的遗嘱继承制起码到西汉末年都在实行。现引如下：
元始五年九月壬辰朔辛丑（□），高都里朱凌（庐）居新安里，甚疾其死，故请县、乡三老，都乡有秩、左、里师、田谭等为先令券书。凌自言：有三父（夫），子男女六人，皆不同父。（欲）令子各知其父家次，子女以君、子真、子方、仙君，父为朱孙；弟公文，父吴衰近君；女弟弱君，父曲阿病长实。
妪言：公文年十五去家自出为娃，遂居外，未尝持一钱来归。妪予子子真、子方自为产业。子女仙君、弱君等贫，毋产业。五年四月十日，妪以稻田一处、桑田二处分予弱君，波（陂）田一处分予仙君，于至十二月，公文伤人为徒，贫无产业。于至十二月十一日，仙君、弱君各归田于妪，让于公文。妪即受田，以田分于公文：稻田二处、桑田二处；田界易如故，公文不得移卖田于他人。时任知者：里师、伍人谭等及亲属孔聚、田文、满真。先令券书明白，可以从事。（注：扬州博物馆：《江苏仪征胥浦101号汉墓》；陈平、王勤金：《仪征胥浦101号西汉墓先令券书初考》，《文物》1987年第1期；另见李均明《散见简牍合辑》，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105～106页。）
这份“先令券书”按法定程序建立，由县乡三老和乡里基层官吏主持，有亲属、邻里参与，因而具有法律效力。该“先令”云户主朱凌先后有三个丈夫，共生有三男公文、真、方和三女以君、弱君、仙君。公文十五岁时即“自出为姓”——大约是入赘女方，和家中素无经济往来；其余二子真、方均“自为产业”即单独立户；三个女儿已经出嫁，但“贫无产业”，朱凌乃以“稻田一处、桑田二处分予弱君、波（陂）田一处分予仙君”。后公文犯罪家贫，弱君、仙君把分得的土地还回给母亲，“让于公文”。朱凌遂将“稻田二处、桑田二处”分给公文并约定“公文不得卖于他人”。这说明户主朱凌生前与其子女是分居的，朱凌有财产处分权，其子、女均有财产继承权；土地分予子女之后，子女有权出卖土地。券书之所以约定“公文不得卖于他人”是因为公文自十五岁“出为姓”后与母亲、兄妹一直没有往来，与其母亲兄妹已不是一个家庭，本来没有土地继承权，在其犯罪家贫无以为生的情况下，按照《户律》“子谒归户，许之”（注：《张家山汉墓竹简》，第179页。）的规定才回到母亲家，其获得的“稻田二处、桑田二处”这本是其姐妹的土地，属于非正常继承，具有临时济贫性质，故约定“不得卖于他人”。若是正常继承则有完全的买卖权。当然，因为农民的土地均受自于官府，买卖要有相应的规范与程序。
关于土地买卖、转让的条件，汉律也有着明确的规定。《户律》：
受田宅，予人若卖田宅，不得更授。
代户、贸卖田宅，乡部、田啬夫、吏留弗为定籍，盈一日，罚金各二两。（注：《张家山汉墓竹简》，第177页。）
农民可以把所受田宅赠人和买卖，但不能重新授田；买卖土地要由基层官吏办理相关手续，乡啬夫、田啬夫等主管小吏拖延不办则受罚，说明国家对土地买卖的保护和支持。当然，这些主管官吏不仅仅是办个手续那么简单，他们还要审查土地买卖是否合法。《户律》云：
欲益买宅，不比其宅，毋许。为吏及宦皇帝，得买室舍。
孙为户，与大父母居，养之不善，令孙且外居，令大父母居其室，食其田，使其奴婢，毋贸卖。孙死，其母而代为户。令毋敢遂（逐）夫父母及入赘，及道外取其子财。（注：《张家山汉墓竹简》，第177、178页。）
《置后律》有云：
寡为户后，予田宅，比子为后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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