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汉唐间河洛地区的畜牧业作为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在地区经济发展和居民经济生活中居于重要地位。国营畜牧业主要生产满足官府所需的战马和其他牲畜，且规模较大，形成了以河东、河阳为代表的大牧场。为了保证国有畜牧业的发展，历代政府在中央和地方都设有相应的管理机构。私营畜牧业在该地区国民经济中不占主导地位，除个别牧主有较大规模养殖外，大都以家庭养殖业的形式来体现，而且牧畜品种较多，以牛、羊、豕、驴、骡等为饲养对象，是农耕经济的重要补充。

【 正 文】
　　汉唐时期河洛地区（注：本文所论及的河洛地区采取学术界的通行观点，即以洛阳为中心，东至郑州、中牟一带，西临潼关、华阴一线，南以汝河、颍河上游的伏牛山脉为界，北跨黄河以汾水以南的晋南、河南的济源、沁阳一线为界。参见洛阳市历史学会和洛阳市海外联谊会编《河洛文化论丛》第一辑和第二辑有关论文（由河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8月和1991年7月相继出版。）此外，《文史知识》1994年第3期“河洛文化专号”中有关论文也论及。）作为全国经济发达的地区之一，农业是该区经济的主体，畜牧业只是作为其附属而存在。农业和畜牧业在发展过程中的相互联系和彼此影响，使两个行业相得益彰，共同发展。农业的发展为畜牧业提供了饲料，而畜牧业的发展则为农业提供了大量的肥料。畜牧业虽然在该区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没有农业重要，但仍然是该区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一、国营畜牧业的发展
　　河洛地区国营畜牧业发展很早，《世本》：“相土作乘马。胲作服牛。”作为部族首领所使用的马和牛，必然是国营饲养业的牲畜，因为当时国家已经产生了。《史记》卷24《乐书》记载周武王灭商之后，“济河而西，马散华山之阳而弗复乘；牛散桃林之野而不复服。”张守节《正义》：“桃林在华山之旁，此二处并是牛马放生地，初伐就此取之，今事竟归之前处。”说明华山之南和桃林（今灵宝市境）一带在周初已是放牧牛马的国有畜牧业基地，这些牛马不可能是野牲畜，因用野牛马是无法驾驭的，更不要说以之骑射打仗了。周时桃林一带作为国有牧场，还可以从下面这条材料得以证明。《山海经》卷5《中次六经》载夸父之山“其北有林焉，名曰桃林，是广员三百里，其中多马。”《史记》卷43《赵世家》：“造父幸于周缪王。造父取骥之乘匹，与桃林盗骊、骅骝、绿耳，献之缪王。”《正义》引《括地志》云：“桃林在陕州桃林县，西至潼关，皆为桃林塞地。”此说明周时桃林是著名的国有牧场。当时也存在着官营饲养业，秦穆公在位时，百里奚向他推荐蹇叔时说：“周王子颓好牛，臣以养牛干之。”（注：《史记》卷5《秦本纪》。）此即言东周王室有国营饲养业。到汉代河洛地区仍存在着国营畜牧业，汉武帝为抵御匈奴，大规模养马，调往长安的马有数万匹，“卒牵掌者关中不足，乃调旁近郡。”（注：《史记》卷30《平准书》。）西汉京师东边的旁近郡为弘农和河东，既然官府能从包括这两个郡在内的关中旁近郡调集“牵掌之卒”，说明这两个郡也有一定数量的牲畜养牧。而《汉书》卷28上《地理志上》载，豫州“宜畜六扰”。《汉印文字征》记载该区的汾阴、陕县、虢县等都有养马机构。而据研究，汉代各郡国大都设有养马机构（注：高敏：《论秦汉时期畜牧业的特征和局限》，《郑州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该区也存在着一定数量的官营饲养业，宣帝时，黄霸任颍川太守，“使邮亭乡官皆畜鸡豚。”（注：《汉书》卷89《循吏·黄霸传》。）邮亭乡官所喂养的鸡豚可能供给往来官员和官府所用，虽然其地域有限，但至少说明了当时该区存在这一现象。东汉时政治中心移至该区，这里的国营畜牧业较西汉发达。国营畜牧业可分为三个牧区，其一为河东地区。《后汉书》卷89《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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