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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唐间河洛地区的畜牧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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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0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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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列传》载，建武26年(50)，南匈奴归附，为表示汉政府对其重视，光武帝令“转河东米ｂèｉ＠①二万五千斛，牛羊三万六千头，以赡给之。”河东地区可供牛羊36000头，说明国营畜牧业的规模较大。其二为河内地区。东汉初年，光武帝拜寇恂为河内太守，为了支援光武帝北征燕、代，寇恂“移书属县，讲兵肄射，伐淇园之竹，为矢百余万，养马二千匹，收租四百万斛，转以给军。”（注：《后汉书》卷16《寇恂传》。）寇恂能在河内养马二千匹，即使无法肯定此处有国营牧场，至少也说明有官营养马业和适合马匹生长的自然环境。其三为洛阳周围地区。《后汉书》卷23《窦融传》云：建武十三年(37)，“陇、蜀平，诏融与五郡太守奏事京师，驾乘千余两，马牛羊被野。”从“马牛羊被野”可以看出窦融这次举族内迁洛阳带来大量牲畜，这就为官营饲养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官营饲养业的发展使皇帝常以牲畜赐予臣下（注：《后汉书》卷79下《儒林·甄宇传》李贤注引《东观书》曰：“建武中每腊，诏书赐博士一羊。”可以为证。）。当时皇室有专门养马的马厩，安帝在永初元年(107)九月壬午曾下诏：“厩马非乘舆常所御者，皆减半食。”（注：《后汉书》卷5《安帝纪》李贤注云：“乘舆，天子所乘车舆。不敢斥言尊者，故称乘舆。见《独断》。”）此后，东汉政府又设置了一些新的养马厩，汉顺帝汉安元年(142)，“秋七月，始置承华厩。”（注：《后汉书》卷6《顺帝纪》。）李贤注引《东观记》曰：“时以远近献马众多，园厩充满，始置承华厩令，秩六百石。”可见承华厩的设置是因马匹增多而为之。到汉灵帝时，又增设了一个新的养马厩，《后汉书》卷8《灵帝纪》：“（光和）四年春(181)正月，初置＠②骥厩丞，领受郡国调马。豪右辜榷，马一匹至二百万。”李贤注云：“＠②骥，善马也。调谓征发也。”可见＠②骥厩是一个养殖良马的厩，在豪强则乘机大获其利。中平元年(184)，黄巾起义爆发后，灵帝“诏公卿出马、弩……；厩马非郊祭之用，悉出给军。”（注：《后汉书》卷8《灵帝纪》。）《后汉书》卷71《皇甫嵩传》也记载皇甫嵩建议灵帝“益出中藏钱、西园厩马，以班军士。帝从之。”此反映出洛阳的马厩中养有大量的马匹。
两汉时中央政府主管畜牧业、饲养业的官员为太仆。《后汉书》卷25《百官志二》记载，东汉中央政府太仆之下设“未央厩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乘舆及厩中诸马。”其属员据刘昭注引《汉官》曰：“员吏七十人，卒驺二十人。”此外还有“长乐厩丞一人。”刘昭注引《汉官》曰：“员吏十五人，卒驺二十人。苜蓿菀官田所一人守之。”前揭文所言的丞华厩，有令一人，六百石。而＠②骥丞的级别及属员则不得而知。分布于河东郡与河内郡的畜牧业与饲养业有专门的“马丞”管理，这从该区出土的“虢县乌丞印”、“汾阴马丞印”、“陕县马丞印”即可得到证明。可知汉代各郡国大都有专门主管马匹饲养的机构与官吏，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一套完整的马政系统（注：高敏：《论秦汉时期畜牧业的特征和局限》，《郑州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
魏晋南北朝虽然河洛地区屡次遭受战火的洗劫，但国营饲养业仍有所发展，西晋时即有官营的养猪业、养牛业和养马业。晋愍怀太子“尝从（武）帝观豕牢，言于帝曰：‘豕甚肥，何不杀以享士，而使久费五谷？’帝嘉其意，即使烹之。”（注：《晋书》卷53《愍怀太子传》。）愍怀太子与武帝所观的“豕牢”，很有可能是国有的。晋惠帝闻听百姓多饿死，所说的“何不食肉糜？”（注：《晋书》卷4《惠帝纪》。）可能是官府仍养有许多猪而供给皇室，故而惠帝会发此语。西晋官营养牛业的发展，见诸《晋书》卷26《食货志》，咸宁元年(275)十二月，杜预上疏言：
“臣前启，典牧种牛不供耕驾，至于老不穿鼻者，无益于用，而徒有使士谷草之费，岁送任驾者甚少，尚不复调习，宜大出卖，以易谷及为赏直。”诏曰：“孳育之物，不宜减散。”事遂停寝。问主者，今典虞右典牧种产牛，大小相通，有四万五千余头。苟不益世用，头数虽多，其费日广。……今徒养宜用之牛，终为无用之费，甚失事宜。东南以水田为业，人无牛犊。今既坏陂，可分种牛三万五千头，以付二州将吏士庶，使及春耕。……其所留好种万头，可即令右典牧都尉官属养之。人多畜少，可并佃牧地，明其考课。此又三魏近甸，岁当复入数十万斛谷，牛又皆当调习，动可驾用，皆今日之可全者。这段史料的内容告诉我们，政府所辖的养牛业有45000头种牛，分布于三魏地区。三魏据《水经注》卷10《浊漳水》：“汉高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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