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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唐间河洛地区的畜牧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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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0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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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十二年(195)置魏郡，治邺县，王莽更名魏城。后分魏郡，置东西都部都尉，故曰三魏。”三魏地区虽然远离洛阳，但毕竟与河洛地区毗邻，故《晋书》云：“三魏近甸”，可以从一个方面反映出官府对国营养殖业的重视。
曹魏时中央政府主管国营畜牧、养殖业的官员为太仆，下设乘黄厩令、骅骝厩令、典牧令、牧官都尉等（注：《三国会要》卷9《职官上》，中华书局，1956年3月第1版，第145页。）西晋基本沿魏制，太仆下设典虞都尉、典虞丞、左右中典牧都尉，车府典牧，乘黄厩、骅骝厩、龙马厩等令。典牧又别置羊牧丞（注：《晋书》卷24《职官志》。）。从前揭文知典虞右典牧主管三魏地区的养牛业。
北魏是河洛地区国有畜牧业迅速发展时期，其最主要的标志是在该区建立了河阳牧场。为了明了河阳牧场在北魏畜牧业中的地位，我们首先对河阳牧场建立前的三个牧场作一回顾。其一为建于天兴二年(399)的代郡畿内牧场；其二为建于神＠③二年(145)的漠南牧场;其三为建于始光四年(427)的河西牧场。河阳牧场始建于孝文帝迁洛之时，《魏书》卷44《宇文福传》：“时仍迁洛，敕福检行牧马之所。福规石济以西、河内以东，拒黄河南北千里为牧地。事寻施行。”牧场建立之后，“及从代移杂畜于牧所，福善于将养，并无损耗，高祖嘉之。”这一牧场到魏收撰《魏书》时，仍被称作“马场”。可见到北齐中叶仍有一定影响。北魏政府设置河阳牧场一方面是为了京师洛阳的军事需要，另一方面是欲借之满足居民对畜牧产品的需求，《魏书》卷100《食货志》：
高祖即位之后，复以河阳为牧场，恒置戎马十万匹，以拟京师军警之备。每岁自河西徙牧于并州，以渐南转，欲其习水土而无死伤也，而河西之牧弥滋矣。正光以后，天下丧乱，遂为群寇所盗掠焉。由之而知，河阳牧场的牲畜来源，主要是河西牧场，而且拥有十万匹军用马，是重要的战略基地，拱卫着京师洛阳的安全。除河阳牧场外，河东还有一个小牧场，太武帝太平真君六年(445)十一月，“河东蜀薛永宗聚党盗官马数千匹，驱三千余人入汾曲，西通盖吴，受其位号。”到次年正月方才平定。（注：《魏书》卷4下《世祖纪下》。）。薛永宗能在河东盗马数千匹，说明这里有一定规模的畜牧业。孝文帝的太子恂，乘孝文帝巡幸嵩岳之际，曾“谋欲召牧马，轻骑奔代。”（注：《北史》卷19《孝文六王·废太子恂传》。）可见当时牧马使用的广泛。北魏太和十年(494)定官制以前，管理国有牧场的官员非常繁杂，且与河洛地区所建国有牧场无关，兹略而不述。河阳牧场建于北魏孝文帝重定官制之时，在中央政府设有太仆卿（二品上），地方则设典牧都尉，到太和23年(499)重定官制时，太仆卿为三品，太仆少卿为四品上（注：《魏书》卷113《官氏志》。）。北魏政府对畜牧业的重视，不仅表现在设官员管理，而且多次颁发有关诏书保护牛马。孝文帝延兴五年(475)，“六月庚午，禁杀牛马。”（注：《魏书》卷7上《高祖纪上》。）到其子宣武帝永平二年(509)进一步将这一禁令制度化，“十有一月甲申，诏禁屠杀含孕，以为永制。”（注：《魏书》卷8《世宗纪》。）将禁令从牛马扩大到所有的牲畜。到孝明帝时，因为天下长久太平，可能杀牛食用者颇多，乃于熙平元年(516)“秋七月庚午，重申杀牛之禁。”（注：《魏书》卷9《肃宗纪》。）伴随着北魏王朝的衰亡，河阳牧场的马匹也多流散以致于天平初年迁邺之时，为了解决军用马匹，甚而“收百官马”，自“尚书丞郎已下非陪从者尽乘驴。”有的官员甚而乘牛车抵邺（注：《魏书》卷82《常景传》。）。
随唐国营畜牧业主要集中在西北地区，在河洛地区仍有一些小型牧场和国营养殖业。《元和郡县图志》卷6《河南道二·汝州》梁县条：“广成泽在县西四十里，……案此泽周回一百里，炀帝大业元年(605)，置马牧于此。”可知在梁县广成泽有一国有牧场。唐代于河东地区也设有牧场，《唐会要》卷72《马》：“至麟德中……（因西北牧场牲畜太多）更析八监，布于河曲，丰旷之野，乃能容之。”这说明唐高宗时河东就设有国营牧场。开元年间，突厥款塞，玄宗厚抚之，“岁许朔方军西受降城为互市，以金帛市马，于河东、朔方、陇右牧之，既杂胡种，马乃益壮。”（注：《新唐书》卷50《兵志》。）这期间，王忠嗣“在朔方，至互市，辄高偿马直，诸蕃争来市，故蕃马浸少，唐军精。”天宝初年，王忠嗣镇河陇，“又请徙朔方、河东九千骑以实军，益滋息。”（注：《新唐书》卷133《王忠嗣传》。）可知王忠嗣向少数民族买马，使河东、朔方牧场的马匹迅速增加，使他在镇守陇西时能一次从这两个牧场抽调九千余匹战马。唐玄宗在天宝十一载(752)十一月乙丑曾下诏：“又两京去城五百里内，不合置牧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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