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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唐间河洛地区的畜牧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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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0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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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牲畜，是一个地主兼牧主。这些人虽为数不多，但其经济势力强大，《史记》卷129《货殖列传》对这些人的经济势力描述得极为深刻：“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泽中千足彘，……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司马迁将这些私营牧主因畜牧而经济势力膨胀可与“千户侯”的政治势力相匹敌，概非虚言，西汉的卜式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他因经济势力强大而涉足政坛，最后官至御史大夫。
汉唐时期该区私营畜牧业占主导地位的是家庭养殖业。当时人已经充分认识到牛在农业中的重要作用，东汉应劭云：“牛乃耕农之本，百姓所仰，为用最大，国家为之强弱也。建武之初军役亟动，牛亦损耗，农业颇废。”（注：《风俗通义校注·佚文》，中华书局1981年8月第1版，第622页。）正因为人们认识到牛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作用，故而一般农户在力所能及的程度时，大都养有耕牛，甚而出现了为耕牛而争讼之事，《后汉书》卷25《鲁恭传》载汉章帝时，鲁恭为中牟令，“亭长从人借牛而不肯还之，牛主讼于恭。”最后在鲁恭的干预下，亭长方才还牛。因为牛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性，甚而出现有人丢失牛后于他人车中误认牛的事（注：《后汉书》卷25《刘宽传》。）。因为牛的数量较多，当时还发生过牛疫（注：《后汉书》卷3《章帝纪》：“建初四年冬，牛大疫。”）。也有为牛治病的兽医，黄宪“父为牛医”（注：《后汉书》卷53《黄宪传》。）。除了养牛业外，东汉时流传颇广的烈女河南乐羊子妻的邻居就养有鸡，因入其园，被其婆盗杀（注：《后汉书》卷84《列女传》。）。曹魏时杜畿为河东太守，以“无为”治民，并“渐课民畜ｚì＠⑦牛、草马，下逮鸡豚犬豕，皆有章程。“（注：《三国志》卷16《魏书·杜畿传》。）此足见主管官员的重视，是民间畜牧业发展的重要条件。西晋时就连国都洛阳也有人养有大群猪（注：《晋书》卷49《阮籍传附咸传》。）。也有人养马是为了商业需要，北魏洛阳大市的刘宝于“州郡都会之处皆立一宅，各养马十疋。”（注：《洛阳伽蓝记》卷4《城西》。）唐代马匹在军事上作用非常明显，唐玄宗曾下诏鼓励民间养马，禁止州县差遣民马（注：《全唐文》卷28唐玄宗《禁差民马诏》。）。使民间养马数大为增加。虽然这是针对全国而言的，但同样适用于河洛地区。当时放牧牲畜的牧童于史书中也多有反映，北周时荥阳开封人郑伟于逐鹿时，曾射杀“牧竖”（注：《周书》卷36《郑伟传》。）。唐代杜牧《清明》诗中有：“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全唐诗》卷125王维《宿郑州》中有“村童雨中牧”之句。足以说明当时民间畜牧业已经深入到了千家万户，成为农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了。
牲畜买卖的普遍存在也可以反映该区畜牧业的发展水平。首先马匹买卖很多。西汉武帝时杨人咸宣“以佐史给事河东守，卫将军青使买马河东。”（注：《汉书》卷90《酷吏·咸宣传》。）据此可以推知河东私人养马业之盛，品种优良，使卫青于此买马作为战马之用。河曲一带产骏马这一时期一直有名，建安三年(198)春，吕布“使人赍金欲诣河内买马，为备兵所钞。”（注：《三国志》卷32《蜀书·先生传》注引《英雄记》。）由前文知许多朝代于此建立国有牧场，而又有人于此买战马，说明这一带官私养马业一直很发达。洛阳及其附近马匹买卖也很盛行，ｘì＠⑧诜母亲亡故后，“不欲车载柩，家贫无以市马”，他就养鸡种蒜，出卖后，于三年内，“得马八匹，舆柩至冢。”（注：《晋书》卷52《ｘì＠⑧诜传》。）赵王伦的亲信孙秀之子会，就曾“与富室儿于城西贩马。”（注：《晋书》卷59《赵王伦传》。）北魏孝明帝孝昌初年，在河阴县的马匹交易市场，就曾出现了欺诈行为，最后为河阴县令高谦之所侦破，于马市辑得诈马贼（注：《魏书》卷77《高崇传附谦之传》。）。隋炀帝曾“课天下富室，益市武马，匹直十余万，富强坐是冻馁者十家而九。”这是官府买马的记载，属全国性的。牛的买卖也很普遍。早在周襄王三十三年（前619）秦伐郑之时，就有“郑贩卖贾人弦高，持十二牛将之周。”（注：《史记》卷5《秦本纪》。）并机智地保卫了郑国的安全。东汉时牛的买卖还形成了一定的理论，应劭说：“卖牛者勿握角，令不售。案：恐角触人，故人不敢取也。”（注：《风俗通义校注·佚文》，中华书局，1981年8月第1版第610页。）这是教卖牛者应予注意的方面。西晋末，石勒、王衍攻打洛阳，太尉王衍“独卖车牛以安众心。”（注：《晋书》卷43《王衍传》。）此举完全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西魏大统四年（538年），东魏将领侯景围攻洛阳，宇文泰率军抵抗，为了激励士气，将战之夕，王悦“罄其行资，市牛飨战士。”大大提高了战斗力，“斩获良多。”（注：《周书》卷33《王悦传》。）因私营畜牧业的发展，肉的买卖也存在于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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