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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唐间河洛地区的畜牧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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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0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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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注：《册府元龟》卷495《邦计部·田制》天宝十一年十一月乙丑诏书。）这一诏书可能影响到河东牧场，因为以当时里程计算，河东距长安仅三百里路（注：《全唐诗》卷492殷尧蕃《和赵相公登鹳雀楼》中有“树色到京三百里”。诗本注云：“楼在河中府，前瞻中条，下瞰大河。”）。不过到唐中后期，河东地区的牧场似乎仍然存在。唐宪宗元和十一年(816)正月，“以讨吴元济，命中使以绢万匹，市马于河曲。”到大中六年(852)河东节度使李业又上奏皇帝恩准诸草马不许出界（注：《唐会要》卷72《马》。），河东可能仍有国营牧场的存在。唐代东都有专门官营养马业，东都仪鸾殿东即雒城西门，门外有“御马坊”（注：（清）徐松辑，张穆校补，方严点校《唐两京城坊考》卷5《东京·宫城》引刘轲《陈玄奘塔铭》，中华书局，1985年8月第1版，第136页。），乙速孤在永徽三年(652)高宗还东都时，“检校右领军卫将军，仍知六闲马事。”（注：《金石萃编》卷61《乙速孤神庆碑》。）至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置仗内六闲：一曰飞龙，二曰祥麟，三曰凤苑，四曰ｙｕāｎ＠④鸾，五曰吉良，六曰六群，亦号六厩。以殿中丞检校仗内闲厩，以中官为内飞龙使。圣历中，置闲厩使，以殿中监承恩遇者为之，分领殿中、太仆之事，而专掌舆辇牛马。”（注：《新唐书》卷47《百官志二》。）可见东都设有专门养马的机构。到武则天长安三年(703)，突厥默啜又“献马千匹”，以供神都养马机构（注：《旧唐书》卷194上《突厥传上》。）。唐中后期，在修武还有专门的“马坊田地”，属东部宫苑闲厩事务管辖（注：《唐会要》卷65《闲厩使》。）因东都作为重要政治中心使官府养马业极为发达，要常常向附近郡税草以供闲厩，而当时地处东、西两京之间的虢州则负担更重，要供于东、西二京，唐玄宗时为韩休上奏获免（注：《旧唐书》卷98《韩休传》。）。除养马业外，该区也有其它养殖业，唐德宗时卢杞任虢州刺史，奏言：“虢州有官猪数吉，颇为患。”德宗欲移沙苑，卢杞奏“与人食为便”，为德宗恩准（注：《唐语林》卷6《补遗》。李肇撰《唐国史补》卷1，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5页。《新唐书》卷7《德宗纪》大历十四年十一月。）。不过这种养殖业在当时并不占重要地位。由前文可知，隋唐设于洛阳的养马厩由中央专门设立的官员管辖，而广成泽和河东所设牧场或属监牧管辖，或属地方官员管理。 二、私营畜牧业的发展
在汉唐时期河洛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私营畜牧业在国民经济中不占主导地位，只是国民经济的一种补充形式。这一时期该区除个别牧主有较大规模养殖外，大都以家庭养殖业的小规模形式来体现，而且牲畜品种较多，以牛、羊、豕、驴、骡等为饲养对象。
拥有较多牲畜的牧主虽然在该区不多，但仍存在，而且往往与大田产经营相结合。西汉武帝时河南人卜式，“以田畜为事”，将家财完全分与弟弟，“独取畜羊百余”，独自“入山牧十余岁，羊致千余头，买田宅。”初将一半输于政府，“复田牧”，后又将畜牧所得“钱二十万予河南守”以救灾民（注：《史记》卷30《平准书》。）。这种多次将家财一半、二十万输于政府，显然是规模较大的牧羊主。东汉初，朱浮因密奏彭宠，彭宠以书责之，说：“往时辽东有豕，生子白头，异而献之，行至河东，见群豕皆白，怀惭而还……”（注：《后汉书》卷33《朱浮传》。）东汉初年言“往时”，说明西汉时河东有人养有大量白色的猪。东汉时吴ｙòｕ＠⑤也“常牧豕于长垣泽中。”（注：《后汉书》卷64《吴ｙòｕ＠⑤传》。）牧豕于长垣泽中其数量也不会太小。东汉王充《论衡》卷3《骨相篇》：“富贵之家，役使奴僮，养育牛马。”以致“家人富室”，有“欢牛马不美田宅”者（注：《论衡》卷19《宣汉篇》。）。王符《潜天论·浮侈篇》：当时富商大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仲长统《昌言·理乱篇》：“豪人之室”，“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崔ｓｈí＠⑥《四民月令》也提到田庄中饲养马、牛、羊、豕等牲畜，所有这些都说明地主田庄是农业与畜牧业相结合的产物（注：高敏：《论秦汉时期畜牧业的特征和局限》，《郑州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西晋时洛阳人祝鸡公“居尸乡北山下”，善养群鸡，“千余头，暮栖树下，昼放散之”，他“卖鸡及子，得千余万。”（注：《太平广记》卷461《鸡·祝鸡公》引《列仙传》。（唐）李冗《独异志》卷下，中华书局，1983年6月第1版，第64页。《全晋文》卷139郭元祖《列仙传赞·祝鸡翁》。）这是因养鸡而暴富的典型例证。隋末唐初的龙门人王绩，隐于河渚之间，在其庄园中“并树厩总十余间”（注：《全唐文》卷131王绩《答冯子华处士书》。）。说明他养有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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