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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前期的经济形态和社会性质——兼论北魏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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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1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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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卷113《官氏志》。）这里的典师，就是奴隶总管，主要是用来管理奴隶的，另外还有仿匈奴制度的大单于，显然也是奴隶制残余的管理机构。第三部分，封建性质的管理制。天兴二年，“分尚书三十六曹及诸外署，凡置三百六十曹，令大夫主之，大夫各有属官，共有文簿，当曹敷奏，欲以省弹驳之烦。初令五经诸书各置博士，国子学生员三十人”。（注：《魏书》卷113《官氏志》。）这是仿秦汉故制。天赐元年以后又仿照魏晋的爵位制和九品中正制置官，设王、公、侯，子四等爵，并以次与九品中正制的品位相配合。
就国家组织的顺序发展而言，拓跋氏在进入中原以来在不断地脱蜕其氏族部落的残余向封建国家制度过渡。从力微开始拓跋部被卷入了匈奴、西晋的兼并战争中。从这时开始他们的活动有了具体的年代记载，拓跋部部落结合体有了重大的变化和发展。首先是部落的部属成员发生了变化，如《魏书·官氏志》载：帝室内入75姓、四方35姓，基本上组成了部落群，各个部落的结合已不只是血缘的结合。其次，对于这个部落的统属已不再是部落内部的血缘统治，而变为拓跋氏对诸部落的统治关系。其余部落与拓跋部的关系也已不再是联盟关系而变成从属关系，拓跋部的首领已成为高居于各部首领之上支配各部大人的王权统治者了。
国家是“靠部分地改造氏族制度的机关，部分地用设置新机关来排挤掉他们，并且最后全部以真正的国家权力机关来取代他们而发展起来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25页。）由上可知，自力微以来，拓跋氏正在改造旧组织，建立具有国家性质的统治机构。从力微、什翼犍开始，拓跋部开始有了旨在保护私有者的法律制度，如用金马赎罪、犯大逆处以极刑。（注：《魏书》卷111《刑罚制》。）另外，拓跋氏在征服掠夺战争中，军队规模迅速强大起来，力微时已有控弦上马20万，到猗卢时，已有控弦骑士40余万，郁律时，控弦上马将近百万。这样强大的军队，绝大部分不是出自拓跋氏原有的部落，而是来自从属的各部，没有王权的力量是难以驾驭的。但是，拓跋族由于自身的经济结构和部落组织构成以及进入中原后同汉族政权的战争交往的特殊经历，使它在国家组织的形成过程中具有明显的跳跃特点。它是一个由部落组织、奴隶制性质的管理、封建国家组织杂混在一起的复杂的机体。
北魏前期拓跋部的构成究竟属于哪一种社会形态呢？从力微到拓跋焘，拓跋氏国家组织的形成和发展是伴随其继续南迁和对相邻民族的征服以及同魏晋汉民族的交往和战争中进行的。唯其如此，拓跋氏在自身由氏族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过渡过程中，已经在向封建制跨跃，因而它的社会性质不是单纯的奴隶制，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封建制，当然更不能说它仍处于原始民族部落阶段。准确地说，它是由带着浓重的家族残余和不成熟的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阶段。这种特殊的社会演变方式是由拓跋族特殊的社会经历和它与汉民族及其它部族共存的社会环境所决定的，是由北魏政权是一个不同民族、不同层次的社会结合体这一实际构成所决定的。从拓跋族国家组织、社会形态发展的总趋势看，已经萌动、成长的封建社会因素正在其社会生活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先进的封建统治方式正在取代部落组织和奴隶制统治方式。但这仅是从发展的趋势而论，这个趋势取决于拓跋部能否立足中原，能否在同各民族的征服兼并战争中立于不败，从而使其游牧经济真正转变为农耕，否则它的逆转是极有可能的。
四、余论：关于北魏模式问题
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外学者对游牧民族发展阶段演进，提出一些新的认识，分为游团、部落、酋邦、国家四个阶段。可以说拓跋族在南迁过程中处在后三个阶段的过渡中，而到孝文帝改革时，在完成最后一个过渡中，同时也完成了由奴隶制向封建社会形态的过渡并最后切入了汉族封建社会形态的机体中。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孝文帝开创了一个模式。经济上的均田制，是这个模式的核心，均田制既是封建性质的土地制，而它的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在汉族已有的土地制度的基础上对全部土地用国家的权力进行了一次再分配，从而使游牧民族贵族得到了同汉族土地所有者同样的特权。其次改姓族，使氏族部落制最后解体、分化，使游牧部落社会阶层最后嵌入到汉族已经成熟的封建社会阶层中。使社会各阶层封建等级化。另外是社会文化习俗和生活习俗向汉族民族趋同。孝文帝的这个改革是成功的，更重要的是它在中国古代社会改革中，富有典型性。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改革有三次，第一次是春秋战国之际的改革，这次改革的结果使中国社会封建化。第二次改革就是孝文帝改革，它使中国北方游牧民族走上封建化和汉化的道路，对其后北方民族入主和立足中原具有特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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