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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期门羽林考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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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1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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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史实考之，期门、羽林的选拔方式固然不是采用征兵制，但也不同于通常的募兵制，而是实行一种特殊的“待诏”或“选募”。其选募的原则，主要是以“有材力”和“善骑射”为标准。例如：
〔建元三年〕，待诏陇西、北地良家子能骑射者，期诸殿门[2]。
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3]。
赵充国，陇西上人，后徙金城令居。始为骑士，以六郡良家子善骑射补羽林[4]。
甘延寿，北地郁郅人也。少以良家子善骑射为羽林，投石拔距绝于等伦，尝超羽林亭楼，由是迁为郎。试弁，为期门，以材力爱幸[5]。
这些材料清楚说明：“有材力”、“善骑射”是期门、羽林选拔的主要条件和依据；他们的身份乃为“良家子”。关于“良家子”的解释，自古以来各家不尽一致。《史记·李将军列传》注引《索隐》曰：“如淳云：〔良家子〕‘非医、巫、商贾、百工也。’”《汉书·李广传》王先谦补注引周寿昌曰：“汉制，凡从军不在七科谪内者，谓之良家子。”又贺昌群在《汉唐间土地所有制形式研究》[6]一书中考说：“良家子又良民、良口，在汉代的阶级意义是指自由民，也就是没有市籍，没有犯过罪及不是奴产子、七科谪的家世清白之民。”日本学者好并隆司的《秦汉帝国史研究》认为：良民，居闾右，是有爵者。出身良家，又需具备善骑射、材力过人的条件，才能入选为期门、羽林。这表明在要求上，他们比一般士兵的身份为高。
至于期门、羽林的来源，亦和卫士不同，它非来自内地诸郡的一般编户齐民，而是通过以下地区和途径来得到补充：
(一)选自六郡、三辅地区的良民。这除见于前引《东方朔传》、《赵充国传》、《甘延寿传》、《汉书·地理志》外，《续汉书·百官志》也说：“〔羽林〕常选汉阳(即天水)、陇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凡六郡良家补”。《后汉书·董卓传》：“桓帝末，以六郡良家子为羽林郎。”《汉旧仪》云：“羽林从官七百人，取三辅良家子。”可见在两汉时期，期门、羽林主要来自六郡、三辅地区的良家子，而非一般的内郡之民。
(二)选自从军死事之子孙。《汉书·百官公卿表》云：汉武帝时，“又取从军死事之子孙养羽林，官教以五兵，号曰羽林孤儿。”《汉书·宣帝纪》引如淳注曰：“少壮令从军”。《汉旧仪》曰：“羽林从官七百人，取三辅良家子，自给鞍马，诸孤儿无数，父死子代，置令一人，名曰羽林孤儿。”《续汉书·百官志》刘昭注引荀绰《晋百官表注》称：“虎贲诸郎，皆父死子代，汉制也。”又《太平御览》卷二四二引《汉官仪》曰：“简取〔北军〕五营高才，别为左右，监羽林，父死子继，与虎贲同。”所有这些都说明，从军死事之子孙，“父死子继”，是期门、羽林的基本来源和骨干力量。
(三)选自征战有功者。如《后汉书·顺帝纪》注引应劭《汉旧仪》曰：“光武中兴，以征战之士劳苦者为之，故曰羽林士。”《后汉书·耿传》说：耿恭在对匈奴战争中因有功，“拜为骑都尉，以恭司马石修为洛阳市丞、张封为雍营司马，军吏范羌为共丞，余九人皆补羽林。”这是以战功补为羽林的力证，但此种情况多见于东汉。
选募六郡、三辅地区的良家子和从军死事之子孙入补期门、羽林，这是两汉的通制。原因大概是由于六郡之民，“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尚力气，以射猎为先”[7]的关系。他们地近羌胡，悉知戎俗，善于骑射，以尚武见称。为兵之后，战斗力强，较内郡之民更能克敌制胜。同时选募六郡之民对付匈奴、羌人，也符合汉代“量地远近”、就地用兵的原则。
但到东汉桓、灵之时，便出现了值得注意的情况，这就是皇帝竟然通过诏令等形式公开标价占卖虎贲、羽林了。例如：《后汉书·桓帝纪》延熹四年(161年)：“占卖关内侯、虎贲、羽林、缇骑营士、五大夫，钱各有差。”《灵帝纪》光和元年(178年)：“开西邸卖官，自关内侯、虎贲、羽林，入钱谷各有差。”这种情况和以前的待诏、选募已明显有别，出现这一重大变化的因素较多。一方面反映了东汉后期虎贲、羽林的地位高，欲为之者众；然另一方面主要是由于当时政治腐败，财政困竭，国库空虚所致。据载：延熹四年，在占卖虎贲、羽林的同时，“减公卿以下奉，王侯半租”[8]。又“灵帝时卖官，二千石二千万，四百石四百万，其以德次应选者半之，或减三分之一，于西园立库以贮之”[9]。这些材料既是国家财政困竭，也是政治腐败的有力注脚。
[1] 参见拙著《汉代型募兵试说》,《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3期。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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