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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稻作遗存和稻作农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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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1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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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问题。而粟的出土地主要在北方：
陕西、河南7，湖北，江苏5，山西、新疆4，甘肃、山东2，广西2，湖南、四川、吉林、宁夏、内蒙l。
这与北方的旱作传统是一致的。两种不同的情况提醒我们，依靠考古材料来揭示历史的实际基本可信，但如不具体分析考古材料有时也难免会有疏漏，容易得出偏颇的结论。
另一个问题是，在汉代墓葬及部分遗址中出土农作物90％以上属西汉时期，东汉遗物很少(21)，稻作遗存的情况未作统计，也是西汉多，东汉少。这种情况与葬俗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西汉前期汉墓随葬粮食(食物)种类多，数量大，如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稻、麦、黍、粟等15种作物(22)，广西贵县罗泊湾一号汉墓出土稻、粟、大麻等20种植物的种实(23)。西汉后期，随葬粮食的风气明显衰退。汉代盛行厚葬之风，以墓中多用钱币、贵重器物及日常生活用品为尚，但葬俗自西汉中期开始逐渐发生变化，随葬品中模型明器增多，由原来的仓、灶、井推广到碓房、猪圈、水田、池塘及鸡、狗等可以出产和增殖新的生活所需的实物的模型，反映了人们随葬品观念的变化，他们认为，将庄园中的全部动产、不动产都制成象征性的陶质明器纳入墓中，比那些数量有限的珍贵器物更有意义，它们可以增殖。东汉时期的摇钱树就是最好的例子，成千上万充塞墓室的钱币总有用完的时候，而一棵摇钱树可以生出无穷的钱。同样“稻米万石”也是有限的，而有了田地，自然就能源源不断地生出许多粮食来，所以，东汉用田产(不动产)取代了不能再生产的动产随葬，实质上是厚葬的另一种形式的反映。
东汉用田地模型等明器代替粮食实物随葬，是墓中粮食出土变少的根本原因。四川是稻作业的发达地区，但只发现战国末至西汉早期的一处稻作遗存(稻壳)(24)，至东汉出现水田、水塘模型，就不用实物随葬了。既然一个时代的葬俗发生全面变化，用各类明器成为随葬品的主流，在其他不出现与稻作生产相关的明器的地区，自然也受风俗的影响，很少再用水稻实物随葬了。
两汉时间相当，而作物包括稻作遗存的出土情况有很大不同，和对待前述稻作遗存的地域分布一样，使用考古材料论及稻作业的发展时，也应先作具体的分析。某类考古材料的多与少不是简单的数字概念，它不只与今天考古工作的开展情况有一定的关系，也涉及到一个时代、一个地区的文化背景和丧葬礼俗的变化。 三、关于汉代的稻作农具
汉代水稻种植似乎并没有专门的工具，铁犁、铁锸、铁钁、铁铲等等都是南北水、旱通用的农器，唯有曾被称为钁(或多齿钁、多齿锄)的铁耙看上去较适于水田劳作。多齿耙已见于战国时期的遗址或墓葬，河南、河北、山东等地有出土。汉代铁耙发现于山东、江苏、河南、河北、福建等地，四川出土四齿木耙，功用相同。多齿耙较铁钁轻便，不易粘带泥土，当代农业生产中仍有使用，是水田、湿地翻土和破碎土块的得力工具，也用于旱田中耕。二齿耙山东地区称爪钩，为农家必备。
从出土地的分布看，汉代铁耙不一定就是稻田专用农具或是始于稻作业的农具，因为它不是从传统的稻区传到北方的，而是相反。福建崇安汉城出土的五齿耙与河北易县燕下都战国遗址所出相同，出土犁铧则与河北满城二号墓所出相似，凹字形锸也都是中原地区常见的器形(25)。广西贵县罗泊湾一号汉墓出土的“东阳田器志’木牌中“桶”、“鉏”等文字(26)，与中原器同名(出土的一件凹字形铁锸，弧刃外撇，带有地方特色)，东阳不在广西而在江苏，这是岭南重视从北方引进农具和农耕技术的事例。铁耙来自北方是完全可能的。黄展岳先生曾对崇安汉城出土的汉武帝时期的200多件铁器中的农具进行了分类研究，指出闽江流域以稻作为主，渔猎占有较大比重，农耕的工具是锄锸类工具，用人力而不用牛耕(27)。这种状况是闽江流域落后于北方的证明，而且其地稻田生产用的是锄锸类工具，铁耙并不是必需的。所以多齿耙可以用于种稻，但非稻田间的专用工具，它可以被看作是整地农具或称耙平器，整地之目的在于碎土块、平高低、除杂草、掩肥料，以便播种和作物之生长，这是无分水田还是旱地的，更看不出水田多用还是旱田多用。汉代稻作业从翻耕土地到整地乃至收割加工同旱作业共用一类相同的农具，如耒、耜、、铲、钁、犁、镰、杵臼、碓等等(28)，只是水稻中耕不用锄，水稻撒播或育秧移栽也无需专门的工具。我们讨论的是汉代的情形，至于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其制如锄而四齿”名为“铁搭”的农具，当地农民常用于水田整地，就是真正的稻作农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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