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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商品市场的层次结构与发育状况

时间:2009-7-24 13:53:25  来源:不详
一乡”的“里”,非步里之“里”。亦非城邑之“里”,而当是乡村之里,里居之里,是指散居乡村地域或据居住在乡村地域而定的行政单位。如此,若按“十里一乡”之制,西汉有6622个乡,便有66220个里;东汉3682个乡,则有36820个里。假设一里一市,则西汉的里市有66220个;东汉的里市有36820个。里市分别超过了乡市的10倍。当然,“十里一乡”,不等于每乡都有10个里。也不等于每里有一市。实际情况可能存在一定的距离。因为有大乡、小乡之别,小乡里少,里市也少。同时边远地区人口稀少,经济落后,不一定每个里都设市。故《风俗通》说这是一个“大率”。农村里市的规模,同样与所在里域的人户密切相关。里的规模,即人户,其实差异很大。见《汉书·晁错传》:“五十家为一里”。《风俗通》:“里有司,司五十家共居止。”又《后汉书·百官五》则曰:“一里百家”。其实,乡村之里,其户数不等是很自然的。这既与时序有关,也与地域有关。它有别于城邑之里,不可能似城邑里那样规划严整,不可能有整齐的人户编制。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木牍载:“郑里廪贷种食者共计为25户。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驻军图》中,所标出的里名有几十处,但各里的户数参差不等。今可考者,最多的龙里,有108户,垣里81户;次等的是 里有53户,智里68户;再次者是路里43户,沙里43户,蛇下里47户;最少者波里17户,资里仅12户。从这些数字表明,该地每里的平均户数是40---50户之间,与《晁错传》所说大致相合。这是西汉前期的情况,此时若一里一市,其规模是很小的了。到了东汉,随着行政区扩大,人口增多、经济发展,便出现《百官五》所云“一里百家”。与此相应的里市,也就开始上升到“百家”左右的规模。若按一家五口计算,此时里市贸易点将承担着农户500人左右的商品供求。 


乡村亭市的数量,比较复杂,这也是论者避而不谈或持疑议的一个问题。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载:西汉有“亭二万九千六百三十五”。《后汉书·百官五》注引《东观书》云:东汉永兴元年(公元153年)有“亭一万二千四百四十二”。于此观之,两汉亭的数量皆远远超过了乡的数量,这与乡、亭、里制矛盾,也与“十亭一乡”的比例不相符。因而引起论者歧议纷云,迷惑难解。然在我们看来,这两条材料所记之亭数,似非单一的“乡亭”数,而当包括城邑中的“都亭”、“街亭”、“市亭”乃至“邮亭”等各种亭的总数。不然,或许是指“十里一亭”之亭。《后汉书·百官五》注引《风俗通》曰:“汉家因秦,大率十里一亭。亭,留也,蓋行旅宿会之所馆”。同书注引《汉官仪》:“设十里一亭,亭长、亭侯;五里一邮,邮间相去二里半,司奸盗”。这“十里一亭”的“里”,疑非乡里之里,当为里程之里,或步里之里。故亭的数量比乡更多。有论者认为:亭与乡、里属不同性质不同行政系统,乡、里是主民的地方行政组织,而亭乃主要是“司奸盗”的机关。[6]甚确,其说可从。但乡亭不含全国所有的亭,其亭市也不包括城邑之市亭、旗亭。乡村亭市一般为往来行旅之间进行交易,多有偶发性。真正属于乡亭所形成的市,不会很多,且往往会与乡市、里市相重合者,此种“亭市”不如“乡市”普遍,似可首肯。又因这种亭是“行旅宿会之所馆”,故乡村亭市多为夜市。如《初学记》卷24引桓谭《新论》:“扶邠亭部,本大王之所,其人相聚为夜市。”又《说文解字·邑部》邠字注曰:美阳亭即邠亭,民俗以夜市。”由于受条件的限制,汉时夜市的规模不会很大,这是可想而知的。 
综上所述,两汉的农村市场,除乡村亭市数量因困于材料目前尚难确论之外,乡市、里市的数量,基本上可以有个“大率”或概略的测度。这就是:西汉乡市6622个,里市(聚市)66220个,不论规模大小的市场,共计为72842个。东汉因政区调整,乡里范围有所扩大,乡市3682个,里市(聚市)36820个,共计为40502个。当然这只是依据制度推测的一个概数。因中原与边郡存在差异,各地人口、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特别是中原以外的边远之地,人口稀少,经济落后等因素,实际情况或许远远达不到这个概数。但这个数据多少仍能提供个思路和参考系数。事实上,从当时南北各地“乡市”、“里市”的普遍涌现来看,我们对幅员辽阔的汉代农村市场数量,诚然不当低估。东汉王符的《潜夫论·浮侈篇》说:“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并非戏言,是有一定根据的。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两汉农村市场的兴起和发展,不是偶然的。究其要者,一是随着农业生产力发展,使小农的生产条件对社会依赖程度增加。他们为提高生产率,购置铁农具和大型牲畜等,不得不仰求于市场。二是农民当时虽属自给性生产,但在农副业及家庭纺织等方面,仍有部分剩余劳动产品的增长,使他们交换能力扩大。特别是“山泽之民”、“园圃之民”,为发展交换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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