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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商品市场的层次结构与发育状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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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2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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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农村涌现出了一批工商业者，如当时有专门的铁匠、“贩缯”者、“贩盐”者、“屠狗”者、卖“薪樵”者、开“酒家”者，以及“以贩马为业”者等等，这各色人物的经营范围，有助于丰富农村市场的商品内容。还有一点，就是小农追求富裕的思想，也具有为价值而生产的支配意识，在“农不如工，工不如商”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所以，两汉农村市场的发展，应该说这与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封建地主制发展、统一中央集权帝国的巩固和商品经济日趋活跃等等相关。一句话，就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
[1] “市井”一词，自汉代以后史文多见。如《白虎通义》：原始之市，“因井为市，故曰市井”唐人张守节《正义》在对《史记·刺客列传》作注时说：“古人朝聚汲水，有物便卖，因成市，故曰市井”。
[2]《盐铁论·散不足篇》。
[3]《后汉书》卷44《张禹传》。
[4]《后汉书》卷36《张楷传》。
[5]《唐会要》卷86“市”条。
[6] 王毓诠：《汉代“亭”与“乡”“里”不同性质不同行政系统说》，《历史研究》1954年第2期。
（二）农村市场的粗创型个性
农村市场的发育水平，各个历史时期有别。经典作家曾经指出：“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1]。两汉时期，人们有关生产和交换所处的条件有其特定的历史内容。具体到农村市场来说，它不仅与同期的城市市场迥异，而且和唐、宋以后的农村市场也存在一定的差别。两汉的农村市场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我们权且称之为粗创型个性。
其一、农村市场多属自发形成，没有专门的“市官”管理。汉代的乡市、里市，通常非政府所建。如前面所说，下邳“蒲阳陂”附近的集市及华阴山南的“公超市”等，都是自发兴起的，而且农村市场一般旷地而聚，露天为市，人们日中而来，交易而散，集市点的设置没有城区市场严整规范，甚至无建筑设施可寻。又由于小农经济细小脆弱，专业化程度不高，加之受自然条件的制约等，农业生产的丰歉年份产量相差悬殊。因此，农民所提供的粮食和各种农副产品，往往时多时少，时有时无，市场上交换的商品不甚稳定，更不如同期城区市场商品种类多。这些都反映了汉代农村市场还是处于低级阶段。
再者，在当时的文献中，未见有乡、里“市官”的设置。东汉顺帝建康元年（公元144年）《文叔阳食堂画像题字》所记的“亭市掾”，窃疑非是农村“亭市”之职官，当属城市市区之“旗亭”，即市楼的吏员。二者不可混同。当时农村市场的管理如征收赋税等，很可能是由乡里基层行政组织吏员兼管。《后汉书·百官五》说：“乡置有秩、三老、游徼。本注曰：有秩，郡所置，秩百石，掌一乡人；其乡小者，县置啬夫一人。皆主知民善恶，为役先后，知民贫富，为赋多少，平其差品。三老掌教化。”“游徼掌徼循，禁司奸盗。又有乡佐，属乡，主民收赋税”。而里，则有“里魁”，“掌一里百家以相检察”。这条材料，重点是讲基层的赋役征课和社会治安诸问题，但或许也包括了农村市场上的征税和治安管理在内。农村市场设有专门官吏管辖的说法，有待商榷。“市官”的设置，仅见于城市市场。
其二，农村市场的主体是直接生产者，而豪右插入其间也不乏其例。两汉乡市、里市的交易，主要是小生产者之间进行，交换双方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这种农村市场，是农民之间、农民与个体手工业者之间互通有无的重要贸易形式。尽管有个别流通商人参与，从中购买农产品转运到城市中去推销，但这不是商品交换的主体，未能改变农村市场的性质。事实上，自战国以降，农民以独立的商品交换主体的角色参与市场活动后，他们既是市场上的商品供应者，又是必要物质资料的采购者，这是与城市市场不同的一个显著特点。对农村市场的控制，与其说是一般的流通商，倒不如说是地方上的豪右势力。
汉代社会中的乡、里，往往是豪绅家族的扩大和延展。乡、里实际上多为乡耆、豪右所控制，宗法、血缘关系色彩极浓。地方豪商既是地主，又兼商人，不仅兼并土地，而且操纵农村市场。他们或“武断于乡曲”[2]，欺压兼并农民；或“蓄积余业，以稽市场”[3]，囤积居奇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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