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秦汉长城的建筑与汉民族的形成 |
 |
时间：2009-7-24 13:53:26 来源：不详
|
|
|
，主要在正北方向，如上述建武十四年修筑的四道长城：一、自山西离石县境（西河）西至陕西咸阳县东南（渭桥）；二、自陕西高陵县境（河上）东至山西夏县北（安邑）；三、自山西太原县（太原）东至河北井陉县北（井陉）；四、自河北定县（中山）南至河南临漳县西南（邺）。27
与秦一样，汉之筑长城是伴着谪民戍边和屯田同时进行的。正如《后汉书·匈奴传》记载，汉武帝击败匈奴后，“攘之于漠北，建障徼，起亭燧，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以汉武帝期间为例，此期间汉民族向长城沿线移民垦殖就有好多次：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在张掖、酒泉、上郡、朔方、西河诸郡地屯田戍守士卒60万人；28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是年，徙关东贫民于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三万五千口”；29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发戍田卒十八万于酒泉、张掖”。30长期大规模的向长城沿线移民屯田，使长城沿线以内的地方渐渐产生了许多汉民族的居民点，从而改变了长城纯粹是战争防御线的局面，而成为名符其实的南北民族的区域分界线，而这个分界线，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双方的承认，如汉民族的皇帝说，“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匈奴族首领单于也说，“自长城以南天子有之，长城以北单于有之”。于是，汉民族在形成了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和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状态之同时，又形成了以长城以南为广大疆域的共同地域。至此，汉民族的形成也就宣告完成。
秦汉长城建置的民族背景
筑长城以拒匈奴，并非始于秦汉，早在战国时代已有之。《史记·匈奴列传》记载：“秦昭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而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其后，燕有贤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与荆轲刺秦王秦舞阳者，开之孙也。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当是之时，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与匈奴接壤的秦、赵、燕均筑长城以拒匈奴。由此可见，汉民族虽说是形成于秦汉，然其民族自我意识的萌芽却很早，至迟不会晚于战国。秦、赵、燕三国筑长城拒匈奴即是这种民族自我意识的表现，是秦汉长城的滥觞。
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每个民族的产生，都不是孤立的。在一个民族形成的同时，在其周围必然也有另一个或几个民族在形成，这是因为一个民族就是一个包含着人类种族、社会、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内涵的文化丛体，可以说不同的民族就是不同的文化群，这些不同文化群的产生，是在相互产生差异或对立的情况下形成的，每个民族有每个民族的自我意识，就是因为其感觉到了自己明显与其他民族的不同。汉民族自我意识的产生，可以追溯到西周。当时，汉民族的先民华夏族，不仅能把居住于其周围的民族一一识别开来，还能指出他们之间明显不同的地方：“中国（华夏）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语言不通，嗜欲不同。”31不仅是汉民族的先民有这种感觉，就是其他民族也有此意识。例如戎人当时也认为：“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挚币不通，言语不达。”32基于这种意识，各民族产生了互相排斥心理，即华夏族所谓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33于是民族间的磨擦与战争也随之展开。当时居在于中原一带的汉民族先民华夏族经常受到周边异族的骚扰，尤其是北方游牧民族，经常南下侵掠，故《诗·小雅·采薇》有言：“靡室靡家，猃狁之故，不遑启居，猃狁之故。”西周就是在北方游牧民族犬戎攻入镐京后灭亡的。东周时，这种民族之间的战争，愈演愈烈。春秋时，汉民族的先民诸夏掀起了一场“尊王攘夷”的维护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战争，在这场斗争中，以齐桓公联合诸夏，内辅王室，外攘戎狄的事迹最突出。《国语》云：齐桓公“即位数年，东南有淫乱者，莱、莒、徐夷、吴越，一战帅服三十一国。遂南征楚，济汝，踰方城，望汶山，使贡丝于周而反。荆州诸侯莫敢不来服。遂北伐山戎，刜令支，斩孤竹而南归。海滨诸侯莫敢不来服。……西征攘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