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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拓跋早期历史的基本线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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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3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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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条脚注说到道武帝尊平文帝为太祖时，以为“孝文帝改尊道武帝为太祖，而以平文帝为烈祖。”误。因为《魏书·礼志一》载孝文帝太和十五年四月尊道武为太祖诏，明明称平文为“远祖”，故有“平文既迁，庙唯有六”之语，已明尊道武帝为太祖后，平文庙已迁，并无更改庙号之事。
③ 见《礼记·丧服小记》“王者褅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庙”之文，特别是郑玄注，《丧服小记》不提五庙的昭穆内涵，而是强调“始祖感天神灵而生……高祖以下与始祖而五”一段。
④ 《礼纬·稽命徵》：“夏四庙，至子孙五。殷五庙，至子孙六。”《孝经纬·钩命诀》：“禹四庙，至子孙五；殷五庙，至子孙六：周六庙，至子孙七。”俱《玉函山房辑佚书》本。
关于天兴二年这套祭祖之制与《序纪》所载拓跋早期帝系的关系，当然还有不少具体的考证可做，但仅是上面所列举的，两者之间在基本用意和内容上的紧密啮合，特别是在道武帝所承神元以来父子七人五帝的宗统上的全面匹配，已足够令人印象深刻了。这当然决非偶然，因为在道武帝开国之际，《国记》的撰作和庙制的构思本身就是相互配合的。《魏书·邓渊传》：“太祖诏渊撰《国记》，渊造十余卷，惟次年月起居行事而已，未有体例。”这里虽未明言《国记》始撰于何时，但邓渊自道武帝初拓中原被招揽即“擢为著作郎”，可以推知《国记》当自皇始以来始撰。①而《太祖纪》载道武帝初定中原，便大肆招徕士大夫与之“宪章故实”，至登国十年七月建天子旌旗，改元“皇始”，两年后“迁都平城，始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表明庙制之酝酿亦正在皇始以来，而《国记》对拓跋氏早期君长世系的清理。到天兴元年七月“建宗庙”时必已大体完成；当年十二月道武帝登位之初追尊成帝以下号谥并定其中若干帝的庙号，也只能在这种清理已大体完成的基础上才能进行。②
也正是在如此紧密的匹配关系中，除可以看出《国记》编撰和庙祭建制在基本用意和宗旨上的一致外，还可以得到两个重要的推论：一是只要(礼志一)所载天兴庙祭之制未经太武帝以来大幅删改，那么从魏收书《序纪》内容与天兴庙祭之制的高度啮合，可以推断《序纪》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国记》的基本内容。③既然如此，关于北魏国史系统的波折对于《国记》所记早期拓跋史的影响，就不宜作过高的估计了。二是从四套庙祭之制的出入和互补可以推断，恰恰是神元以下父子七人五帝相嗣的世系，并非是《序纪》中最为可信的部分。这倒不仅是因为其刻意营构之迹颇显，令人联想刑事证据学关于受益者即作案者的推理原则；更是因为道武帝将祭祖之制分为四套办法，除去其兼顾旧俗与汉制的意味外，恐怕也是因为拓跋早期婚姻关系颇为紊杂，致使君位传承世系不次而昭穆难讲，尤其是文帝、思帝、烈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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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魏书·高允传》载其对太武帝曰：“《太祖纪》，前著作郎邓渊所撰。”据《魏书·邓渊传》，渊皇始时为著作郎，后出为蒲丘令，“盗贼肃清”，约天兴元年十一月稍前人为尚书吏部郎，天赐三年蒙冤而死。则允之此语，盖就邓渊为著作郎时受诏始撰《国记》而言，且其撰道武帝时期的编年史，下限不会晚于天赐三年。又《崔浩传》：“初，太祖诏尚书郎邓渊著《国记》十余卷，编年次事，体例未成。”与《高允传》所述相参，此当就《国记》十余卷撰成之时邓渊为尚书郎而言。
② 道武此举，似亦汲取了石赵的相关故事。《晋书·石勒载记下》：“太兴二年，勒伪称赵王……改称赵王元年，始建社稷，立宗庙，营东西宫……命记室佐明楷，程机撰《上党国记》，中大夫傅彪、贾蒲、江轨撰《大将军起居注》，参军石泰、石同、石谦、孔隆撰《大单于志》。”此《上党国记》与《大将军起居注》及《大单于志》相并，似亦为羯人之“早期史”，《史通》外篇亦列之于《古今正史》中，是为拓跋氏撰《国记》之先河。然其时所建宗庙不详其制，至赵王十一年勒自称赵天王时，“尊其祖邪曰宜王，父周曰元王”，旋即帝位，“改元曰建平，自襄国都临漳，追尊其高祖曰顺皇，曾祖曰威皇，祖曰宜皇，父曰世宗元皇帝”。此世系亦当据《上党国记》而来。
③ 这方面的佐证还有不少，如《魏书·邓渊传》载《国记》内容“惟次年月起居行事而已”，简直就是《序纪》以道武之前二十八帝传承世系为墓本内容的写照。又如《序纪》述拓跋氏远承黄帝之裔昌意至始均一脉，积六十七世而至成帝，也正是《魏书·太祖纪》及《礼志一》载天兴元年十二月帝登大位，“追尊成帝以 << 上一页 [11] [12] [13] [1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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