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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拓跋早期历史的基本线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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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3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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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已述其言语习俗与鲜卑同，则其与拓跋部的融合过程也就与东部鲜卑一样，主导因素并不是种族文化问题而是政治关系问题。当然无论是广义还是狭义的乌桓，其与拓跋部之间，一在农耕化或汉化过程中部落组织越益松散乃至于消弭，一则在农耕化过程中逐渐建立了适应于此的专制秩序而组织越益强固；其间共生互补乃至于融合的基础，也正是走向专制的权力中心与走向定居的小农经济之间的关系。
现在再把传子制所浓缩的专制君主秩序的建立过程放到这个结构中来观察，则各种势力的可能角色、反应和作用、地位实已大体可知。首先，《官氏志》载“国之丧葬祠礼，非十族不得与也”；而拓跋旧俗，君长必祭天而登位。就是说，在拓跋部的传统中，有权推举或被推举为君长的，只是宗室十姓成员尤其是八姓成员(因为另二姓本非兄弟，一为叔父之胤，一为“疏属”)。因而相对于他族各部，宗室十姓无疑是拓跋君长最强固的支持力量：而在宗室十姓内部，他们又是变革种种传统包括废止推举而建立传子制的最大阻力。其次，内人诸姓及四方诸姓时附时散，其态随联盟之况变动不居，《官氏志》谓为“兴衰存灭，间有之矣”。但大体说来，在建立传子制和从部落酋长向专制君主的发展过程中，当君长与宗室九姓矛盾尖锐时，自须拉拢和亲信内人诸姓或四方诸姓大人；①倘其势转强危及君权，自然又须依靠宗室来限制或打击他们；而若宗室九姓与之矛盾突出时，君长亦可左右逢源：其间种种攻守平衡纵横捭阖，皆在情理之中。②第三，《官氏志》载宗室“十姓百世不通婚”，故而后族倘非汉人，就是内附诸姓或四方诸姓成员，而其中非鲜卑者皆可泛称“乌桓”。即此已见，母、后之族在传子制和专制君权建立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很大程度上不过是“新人”、或内人诸姓和四方诸姓利益的体现者。所不同的，只是其依附君权的一面尤其突出，君权强大时母、后之族常因此而强，及其过强威胁到君权而须削弱时，又多一重亲情血缘的牵扯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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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序纪》载神元帝晚年之变，乌丸王库贤“亲近任势”，在庭中磨砺斧钺谓诸部大人“上欲尽收诸大人之子杀之”，俨然以刽子手自任。便反映了作为内人诸姓的乌桓诸部在当时颇受神元亲信的事实。
② “唐长孺先生《魏晋南北朝史论从》所收《拓跋国家的建立及其封建化》一文，已经勾勒了旧人和新人与君长利益的这种关系格局，田先生在“共生关系”一文中，更以相当篇幅勾勒了新、旧分野及其逐渐走向融合的过程。但两位先生都未详论其要，特别是他们对新人和旧人的界定，都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也正是这个早期拓跋史中客观存在着的，以拓跋君长为一极，宗室七姓或九姓贵族为一极，内人诸姓和四方诸姓贵族为一极，或者再加上依附拓跋的汉人豪宗为另一极的关系结构，不仅可以帮助解读《序纪》所载早期拓跋史的种种问题，也可以帮助恰如其分地认识母后之族或乌桓各部在早期拓跋史中的重要地位。同时也正是这个结构，直接在专制君权建立和族群关系融合的总格局上，决定了子贵母死、离散部落、史官命运，以及其他种种早期拓跋史和北魏史重大事件和制度的基本背景。
三是《序纪》解读问题。揭示《序纪》的史源为拓跋早期的叙事歌谣，及其编撰为《国记》的脉络线索，从而使这份珍贵史料价值愈显，求索有门，这正是田先生此番研究的重大贡献。但《国记》来源的真实，显然并不等于其所记内容的真实，“国史之狱”更为之遮上了重重迷雾。那么我们又当如何解读《序纪》的有关记载并辨识其可靠与否呢?
我们知道，《序纪》记载的主要内容和发展线索有三：一是拓跋族源及迁徙事项，这当然是各族口述史歌谣共同的重要话题。二是部落的聚散盛衰及其与魏晋的关系，其很明显是在维护道武帝凝聚部众和“图南”大业的政治资源。三是拓跋早期帝系，包括君位传承之次(君统)及其前君与后君的世系关系(宗统)，这一部分比重最大，并且是《序纪》当之无愧的主干和轴心。详观《序纪》的叙事体例、内容安排、笔法详略等项，其绝大部分行文，都是在依据道武帝登位后“追尊成帝以下及后号谥”的精神而梳理历史，以明确献帝以来拓跋君位传子制的发展历程①，尤其是理出道武帝所承神元帝、文帝、思帝、平文帝、烈帝和昭成帝、献明帝父子七人五帝相承之脉②，从而凸显神元以来君位传承之次以父系直系关系为其内轴的事实，建立起旨在巩固传子制秩序的君统服从宗统的原则。
但也正因为如此，就更要对《序纪》内容的可靠性提出疑问了。人们会问：即便从《国记》到《序纪》未有波折，这难道就是准确可靠的史实吗?且不说南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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