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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拓跋早期历史的基本线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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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3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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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焦点，才真正升华了“子贵母死”、“离散部落”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内涵，也明显构成了早期拓跋史研究中具有根本意义的新命题。①而相较于君位传承常与母后和后族相关的线索，君位传承常在君长与包括后族在内的诸部大人势力的关系格局中演进的线索，无疑也要更具有概括力和丰富的内涵。由此再观察和诠释拓跋部早期的种种记载，不待言，早期拓跋部族演进的许多史实和问题，必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大幅刷新。也正如我们在学术史上偶可见到的那样，无论是一个学科，还是一个研究领域，能够解决难题固然高明，但这个过程还能进而为研究提出新的命题，新的线索，并且示范新的方法和揭示新的事实。那么其贡献就只能用杰出二字才能形容了。
《代北地区拓跋与乌桓的共生关系》一文，既是上文提出的，后族问题就其部族背景而言往往是乌桓问题的深入展开，是拓跋早期发展史中的“乌桓因素”具体构成和影响的正面探讨；更是从拓跋与乌桓的关系出发，对当时代北地区以拓跋部为主导的部族关系，乃至于对后来北魏之所以能稳定地统一北方地区的民族融合背景的“宏观考察”。同时，此文也是一篇就米下锅，就有限材料之所及，对久已盘旋于田先生心头的论题作多角度多侧面探讨的文章，故其又头绪纷然而线索交错。不过要而论之，本文成就，首在于四：一是清理了拓跋早期发展过程与乌桓密切相关的大量事实，二是确立了神元帝以来拓跋与乌桓在代北地区东西相向互动共存关系的人文地理格局，三是揭示了乌桓在拓跋部所主导的部落联盟内部新、旧人关系格局中的作用和地位，四是理出了道武帝前，两种代北乌桓在趋异和趋同的复杂分化组合中相继融入拓跋部治下的线索。②也正由于部族之间这种密切关联的史实，势必要求拓跋史和乌桓史这两个以往联系不够的研究领域的通气接头。于是，正如田先生此文所示范的，各种乌桓史研究的成果，均被放到了拓跋史的视界之内，成了认识拓跋早期历史问题和解读魏收书《序纪》内容的重大因素；同样地，对拓跋史的深入研究，也相应构成了认识乌桓这个匈奴之后、鲜卑之前北方草原要角的大量历史问题的重要基础。③即此，本文不仅在所涉论域大大推进了以往的认识，更开创了拓跋史、乌桓史研究及当时两族关系所代表的代北、塞北和华北地区民族关系研究的新生面。
除具体解决的问题外，田先生此文时时观照的，正是拓跋早期史必然关涉的塞北和华北地区族际关系不断走向融合的主题。因为这一主题所包含的两大内容：一是北方地区民族关系从趋异走向趋同的过程，二是北方地区民族关系形成新的强势中心的过程，后来确都聚焦到了拓跋与乌桓的关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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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唐长孺先生《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年版)所收《拓跋国家的建立及其封建化》一文，可称是从生产关系角度考察拓跋建国史的代表作。
② “两种乌桓”，唐长孺先生称为汉以来作为东胡之乌桓和魏晋以来作为杂胡之乌桓，田先生称为“上谷以西乌桓”和“屠各乌桓”而合称之为“代北乌桓”。
③ 马长寿先生在《论突厥人和突厥汗国的社会变革》(收入《马长寿民族学论集》，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一文《前言》中指出：“每一族的历史，特别是少数族落的历史，必须放在整个国家或地区的历史范畴中加以研究，然后才能理解各族历史的全貌。”田先生关于乌桓与拓跋关系的见解，完全符合马先生归结的这个民族史研究的方法论原则。
纵观公元一至四世纪近三百年北方民族关系的大局①，从匈奴衰落至鲜卑崛起，中间似有乌桓为塞上主角，而又始终没有形成一个强势中心。这是此期北方草原各族得以一波又一波南下，其种种能量汇于其南部边缘而左冲右突，轻易就掀翻了刚刚统一了南方地区的西晋王朝的基本原因。同时这也是从华北到塞北，以往存留下来的匈奴余部、武力强悍而部落分散的乌桓、正在陆续抵达塞北地区的鲜卑，也包括汉人豪宗和羯胡等族在内，发生多中心杂胡化趋异现象，导致出五胡十六国乱局的基本背景。因而从民族关系角度来看，北方地区的统一和这个乱局的结束，自必有赖于各族之间趋同势头的发展和足以阻遏北来各族浪潮冲击的新的强势中心的形成。很明显，这实际上是一个过程的两个侧面，没有趋同的势头，强势中心就难以出现和巩固；而没有强势中心，也无法遏止北来部族的纷纷冲击和多中心趋异现象，难以保障和完成各族的消化和融合。因而魏晋以来北方地区的民族融合过程，不仅像许多学者反复强调和研究的那样，是以各族主体部分生活方式的逐渐农耕化和汉化(或合称封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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