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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拓跋早期历史的基本线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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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3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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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化)为其基础的②；而且也如田先生此文所示，是以集中代表和促进了这个势头的拓跋部大魏王朝的建立，以汉化过程中组织形态更加松散也变得越益孱弱了的乌桓等族，终于依附和融入了汉化过程中因专制体制的逐渐建立而不断强大起来的拓跋鲜卑，为其转折性标志的。
事实上，在魏晋以后北方民族关系不断走向融合的大趋势中，强势中心的形成显然已经上升为问题的主要方面，前秦的短暂统一便是一种徵象，一种呼唤。但无论是氐胡所建的前秦，还是慕容鲜卑统治的前燕等地区强权，统观五胡十六国其兴也勃其亡也倏的一个基本原因，是他们都没有以本族为核心来融汇各部，形成巩固的族际联盟以为统治的中坚；相比之下，倒是长期发育于代北的拓跋鲜卑，自献帝以来已经形成了国族十姓间的巩固联盟，神元以来仍在以之为核心而不断聚散着更多的部落，从而逐渐具备了充当这个历史角色的资格。而真正使之从资格变成了现实的关键之一(另一个关键，当然是田先生“子贵母死”一文所示专制秩序的逐渐树立)，便是神元以来不断伸缩和变化着的拓跋部落联盟内部，其族际关系正在越益走向融合的过程。而田先生此文着重讨论和提示的几个族际关系头绪：旧人和新人亦即拓跋国姓与部分乌桓部落和汉人之间的逐渐融合，两种乌桓的具体构成及其相继融入拓跋部治下的过程，拓跋部与鲜卑慕容部、匈奴贺兰部等其他内附诸姓渐趋融合的关系；显然已经勾出了拓跋联盟内部这个过程的基本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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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自永元元年(公元89年)窦宪大破北匈奴至道武帝拓跋珪登国元年(公元386年)于牛川即代王位，为时近三百年。参日本内田吟风先生《匈奴西迁考》(收入余大钧等译《北方民族史与蒙古史译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二《北匈奴西迁年表》。
② 这方面迄今最为优秀的代表作，仍是唐长孺先生《魏晋南北朝史论丛》所收《晋代北境各族“变乱”的性质及五胡政权在中国的统治》一文。
由上可见，近三百年塞上民族关系主角终于由匈奴、乌桓让位于鲜卑的过程，不仅是整个北方地区和魏晋南北朝治乱盛衰的转折过程，也不仅是汉——唐社会历史和东北亚民族关系大局的转移过程，而且是拓跋部为核心的国族十姓联盟来到代北而逐渐走向专制君主秩序，又几经聚散而依附和融入了更多草原部落的建国过程。而代北地区拓跋和乌桓的关系，则同时催化和孕育了这个充满各种复杂反应的过程的最后一百年中，围绕拓跋部专制皇权逐渐树立和内外部族际关系不断融合而展开的两大主题，也牵扯和折射了其中的各种要素，因此又上演了许多由之着眼方可以豁然的历史活剧。而这些，也正是田先生此文及上文所不断谈到和反复提醒我们的内容。历史至此才可以重新研究，也才可以在新的方向、线索、问题和方法上基于前人又超越前人。
在“子贵母死”和“共生关系”二文深入解读《序纪》，搭出新的研究框架后，《代歌、代纪和北魏国史》一文，正面探讨了《序纪》这份早期拓跋史基础材料的种种问题。其首先揭示了拓跋部和同期其他草原部落古老的口述史系统，直至他们进入中原后很久，仍在发挥重要记叙功能的事实；又理出了从拓跋口述史系统中的叙事歌谣，到道武帝开国规模时整理出《真人代歌》，再由邓渊等人据以编撰为《国记》，经国史之狱有所删削涂饰后，又转辗构成魏收书《序纪》蓝本的完整线索；然后又把邓渊之死和崔浩之狱相联考虑，讨论了拓跋部从口述史到成文史过程所赋予修史活动的种种沉重负担。总的看来，此文实际上是通过下列两个方面，重构了早期拓跋史研究的新史实或新材料。①
一个方面，是田先生从此已经把《序纪》的解读，安放到了北方草原部落的口述史系统这个可称是惟一正确的基础上。因为在此基础上，就一定要意识到前文字时期，各族传承文明和体现传统的机制，会与其进入文字时期后，或与其周围早已拥有成文史传统的邻居迥然不同；也一定要考虑这个阶段上的部族，其史料出于口述史系统及巫术和习俗系统者，在比重和地位上显然要远远超过其有关史事进入周围文明区典籍系统的文字材料。由此就势必要问：如何来研究这些尚未进入或刚刚受到文字社会影响的部族史，怎样来建构这些部族的史料系统?如何区分这个主要由口述史所构成的系统本身的真实和“史实的真实”，怎样架起勾通这两种真实的桥梁?这就开启了以民族学或人类学、考古学、文献学乃至于叙事学、民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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