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西汉末年，由于王莽施行错误的民族政策，西域诸国怨叛，复属于匈奴。东汉建立后，西域诸国不堪匈奴的压榨，纷纷遣使要求内属。范晔撰《后汉书·西域传》对之记载颇详。后东汉经营西域，重新设置都护、戊己校尉等，“自建武（25-56年——引者，下同）至于延光（122-125年），西域三绝三通”。按《后汉书·西域传》所记西域情况，“皆安帝（107-113年在位）末，班勇所记云”。（注：《后汉书》卷88《西域传》。）因此，笔者将《后汉书·西域传》所记西域诸国情况与大约60余年前《汉书·西域传》所记情况对比如下。

《后汉书·西域传》仅记载了西域一些国家的人口数，且自西汉末年以来，西域各国相互兼并，因此对各国人口的比较有些困难，但对其中一些城郭国的人口变化，还是可以有大致的了解。比如于阗，西汉时人口有3300户，19300人；《后汉书》记于阗人口猛增至户32000，口83000，人数增长3.3倍，其中应包括于阗兼并邻近皮山、渠勒及部分抒弥的人口。既便如此，于阗这60余年中人口的增长也是可观的。又如疏勒国，西汉时有户1510，口18647，《后汉书》仅记其户有21000，仅户数增长约12.9倍；焉耆国西汉有户4000，口32100，《后汉书》记其有户15000，口52000，人口增长62%，其中可能包括焉耆兼并邻近尉犁、危须、山国的部分人口。无论怎样，东汉城郭国人口比西汉时有较大的增长，这是毫无疑问的，它标志着在这60多年内，西域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发。

在城镇建设方面，《后汉书·西域传》记载了一些新的城镇名，如疏勒的桢中城，焉耆的南河城，车师后国的候城、金满城、且屯城，伊吾（今哈密）的屯城等。《后汉书·班超传》还记有疏勒的槃橐城、乌即城，姑墨的石城，龟兹的它乾城等。城镇的增加，也是西域进一步开发的标志之一。

《后汉书·西域传》于诸国经济状况记载不多，可能是因为撰者范晔因“班固记诸国风土人俗，皆已详备前书（指《汉书·西域传》）”的原故。但是，《后汉书》也有一些新的内容，如记伊吾卢（即伊吾）“地宜五谷、桑麻、蒲萄。其北又有柳中，皆膏腴之地”。又记蒲类国、东且弥国“庐帐而居，逐水草，颇知田作”。即是说此两国在东汉时已开始有了农业。又上引《后汉书·班超传》记班超攻焉耆国，“因纵兵钞掠，斩首五千余级，获生口万五千人，马畜牛羊三十余万头”。内记“马畜牛羊三十余万头”，可能有些夸大，但也反映出焉耆牲畜数量之多，畜牧业之发达。

从上述两汉时期文献所记西域城郭国的人口、城镇、经济状况及其发展变化，可以大致了解两汉时西域开发的概貌。而开发西域的主要应是原居于该地的各族，包括塞人、吐火罗人等欧洲人种；也有从今天内蒙古、甘青一带迁入的以游牧为主的匈奴、羌人等蒙古人种。羌人的居地从东边的若羌，沿昆仑山直到帕米尔高原皆有。在今新疆沙雅县于什格提遗址曾发现一枚东汉时的“汉归义羌长”铜印，说明羌人对新疆南部的开发有一定的贡献。此外，还有曾统治过西域的匈奴人，天山以北的乌孙、月氏、塞人，东汉末以来由中亚阿姆河一带迁入的贵霜人等，均对西域的开发起过重大的作用。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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